从杜甫的诗复原了他的故居后 从此再没人问茅屋在哪了

　　从杜甫的诗复原了他的故居后，从此再没人问茅屋在哪了

　　“从未想过，我会将研究杜甫作为一项事业，忙碌终生。”说这话的人，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以下简称“杜甫草堂”)原馆长周维扬。作为诗圣杜甫在成都的故居，如今的草堂茅屋是1200多年前的建筑风格吗？作为杜甫研究的专家，周维扬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这座茅屋正是在他担任馆长期间复建的。不仅如此，草堂唐代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也是在他担任馆长时惊现于世的。

　　以前不懂他们为何流泪

　　如今也成了对杜甫饱含深情的人

　　这位在杜甫草堂工作了27年的老馆长，讲了一件他与诗圣结缘的趣事。1961年的一个下午，读初一的周维扬学习《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年仅13岁的他并不知道杜甫是谁，也不关心这首诗背后的含义。百无聊赖，周维扬伙同朋友逃课。没想到，老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回到家，母亲罚他下跪，他还挨了打，“关键是还不让吃饭！饿肚子在当时是很严重的惩罚了。”

　　1982年2月，从成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周维扬被分配到杜甫草堂工作。从研究部(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到副馆长，再到担任书记、馆长主持工作，他见过太多人对杜甫的深厚感情：曾有日本中学教师，走到杜甫草堂门口时，瞬间泪流满面；曾有捷克斯洛伐克诗人，将整部杜诗翻译成斯洛伐克语，临终前交代学生一定要送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还有一名东北游客，在下午6点禁止进馆时，一定要进去看草堂茅屋，表示这或许是他唯一一次祭拜杜甫的机会；他到加拿大交流时，还曾与一位女教师通过写中国字交流杜甫诗句，那位女教师在谈及杜甫时，满眼含泪……

　　“我以前真的不懂他们为何流泪。”周维扬说，1986年，刚在研究部工作时，杜甫学会老会长、《杜甫研究学刊》主编钟树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弘扬杜甫精神，搞好杜甫研究，保护好草堂是一个事业。”当时他并没有把这个工作上升到事业。随着年岁增长，他的经历逐渐丰富，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广，慢慢地，周维扬也成为了那个对杜甫饱含深情的人。

　　“杜甫的诗，不仅对我们国家，对世界也有很大的贡献。杜甫希望国家繁荣，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整部杜诗，都贯穿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现了人性的光辉、民胞物与的情怀。这种对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安定的希望，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情怀，所以才能打动人。”周维扬举例，《题桃树》中，“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表现了杜甫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缚鸡行》中，“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是杜甫看到鸡啄虫时，觉得虫子很可怜，但转念一想，如果把鸡拿到市场卖掉，鸡也面临悲惨结局。“这表达出杜甫对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规律没有办法，但是他的善良永被后世尊崇赞美。”

　　为何复建草堂茅屋？

　　发思古之幽情，寄情怀之圣地

　　再与杜甫的茅屋产生关系，是1996年。任书记主持工作后不久，前任书记张德成告诉周维扬，很多游客到处寻找茅屋。两人相约到工部祠一探究竟，没想到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有超过5人询问茅屋位置，更有甚者以为少陵碑亭就是杜甫茅屋。游客到了杜甫草堂，没能亲眼看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提到的茅屋，怎么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不可能给每个游客解释，这是在杜甫草堂茅屋的旧址基础上，经过历代的修葺，演变成的一个纪念性的祠堂。”

　　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后，周维扬开始着手准备复建草堂茅屋之事。1996年9月，草堂茅屋动工，历时5个月，1997年2月竣工对外开放。周维扬回忆茅屋正式开放的那天，所有人都像过年一样开心，全国媒体争先报道，杜甫草堂好不热闹。24年后，如今再站在草堂茅屋前，周维扬仍旧感动，“这里是让全世界崇敬杜甫的人们，发思古之幽情，寄情怀之圣地。”

　　杜甫曾经建造的茅屋，自他离蜀后便逐渐破旧荒废。后经唐末、宋、元、明、清历代恢复重建，今天杜甫草堂的格局是明弘治十三年、清嘉庆十六年培修而保留下来的，不过，未有茅屋的痕迹。既然未有痕迹，为何要复建呢？如果意义重大，为何不早点复建？直到老书记张德成建议后，周维扬才知晓原班子早有复建茅屋的想法，大概苦于反对重建茅屋的声音较多，认为恢复茅屋就是造假古董，才一直无法实施。

　　从那时起，周维扬就开始为重建茅屋做准备。他先整理出必要性和可行性方案，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谈重建茅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文章。他认为，重建茅屋，应挖掘杜诗的文化内涵，让广大游客有一个“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此外，杜甫所建的茅屋根本不可能保存一千多年，在原址上进行复建，是为了满足广大游客的要求，让他们有一个“寄情怀之圣地”。经过杜甫草堂工作班子的努力，曾经反对的声音逐渐消散。

　　从杜诗中 复原茅屋面貌 从此再无游人询问 茅屋何处

　　重建茅屋建在哪里？建成何面貌？怎么确定其风格？对于这些问题，周维扬认为，杜甫早已在诗中描绘清楚：从“柴门不正逐江开”，知道他的柴门顺浣花溪而开；从“背郭堂成荫白茅”，知道他的茅屋背向成都城郭，是用茅草所做的；从“叫怒索饭啼门东”，知道茅屋的东面为厨房；从“窗含西岭千秋雪”，知道茅屋的西边是卧室……茅屋外的五株桃、四棵松，竹林在旁边的景象都能在杜甫的诗歌中找到大致的方位。

　　“杜甫的茅屋风格我认为就按照穿斗式的川西民居设计，因为这种风格存在了一千多年。农村的茅草屋到现在都没变，肯定没错。”周维扬说，通过杜诗“去郭轩楹敞”“层轩皆面水”“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等可以推断，杜甫的茅屋要比一般的农村草房档次高一些。就这样，茅屋的设计图纸逐渐清晰。

　　重建茅屋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周维扬回忆道，原成都市文化局局长史家健每周末必到工地了解工程进度，协调所遇到的困难。而基建部工作人员则不分白昼黑夜，加班加点工作。同时，还要深入眉山、仁寿、简阳等周边乡村，从当地农家收集茅屋所需木料、慈竹、黄茅草等建材。

　　自草堂茅屋重建完成，从此再无游人询问茅屋何处了。

　　崇敬杜甫者的“朝圣”之地

　　基辛格、希拉克也曾到此参观

　　茅屋重建完成后，成为了崇敬杜甫者的“朝圣”之地，其中就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两人对杜甫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周维扬回忆道，1998年，基辛格到杜甫草堂参观，本预留了15分钟，他却最终参观了45分钟。“他边走边认真仔细看，对杜甫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尊崇。陪同人员很着急，我说走一圈都不止一刻钟。”周维扬笑道，那时基辛格也不管耗时多长，要把杜甫草堂看个遍。走到茅屋时，基辛格脸上露出兴奋之情，看到旁边有留言簿，便找了空白处留言；到大雅堂，又在那里的留言簿上书写。待基辛格离开后，通过翻译才知道，两处他都用同一句英语写到：“产生如此伟大诗人的民族，必将拥有辉煌的未来。”

　　希拉克在成都的有效时间只有3小时，其中80分钟都在杜甫草堂。在周维扬记忆中，希拉克很喜欢中国文学，对杜甫也很了解，“走到草堂花径，他说杜甫到草堂修茅屋前，便先住在庙里。走到茅屋时，驻法赵大使就请馆长亲自为总统讲解。”周维扬说，当时在茅屋专门放置了唐代遗址出土的文物，讲完这些文物的来历后，希拉克又对文物进行了细细观察，并表示：“我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太优美了。”没想到希拉克回国后，请他的大使给杜甫草堂写了封信，对这次接待表示感谢。待杜甫草堂回复信函后，他又亲自给周维扬写了封信，再次表达了对接待的感谢，并称在这里留下的印象，将会长久保存在他的记忆中。

　　楠树曾为风雨所拔

　　如今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杜甫草堂几百亩的园林，郁郁葱葱，随处可见的古木名树挺拔参天。走在这片绿林中，周维扬表示，这里的古楠木曾一棵棵死去，他们想尽办法，给树滴灌、请园林专家会诊、施肥等等，都不见起色。就连后来补栽的一批园林植物，长势也不见得好。

　　这令周维扬也曾有过“听天由命”的无奈感。1996年，他还亲身经历了杜甫所写《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的场景。“那天，杜甫草堂周边的风力都不是很大，唯独草堂内风很大，大树被风连根拔起，一点都不夸张，香樟、楠木几十棵都倒下了。”他形容那画面和自己的心境：“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

　　杜甫草堂的草木生长情况有质的改变，来自于水系的流动。那时，草堂的水为死水，里面还有杂物，到了夏天常发出臭味，游客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引起了相关领导的关注。周维扬了解到情况后，便对时任修建办公室主任的李锋说，“能不能设计一个方案，把浣花溪的水抽出来，在草堂流一圈，再还给浣花溪？”

　　就这样，待改造水系完成后，杜甫草堂里的树木长势越来越好，呈现如今的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发现唐代遗址

　　为杜诗所写提供了实物佐证

　　在唐代遗址发现之前，杜甫草堂有个最大的缺憾，便是从文献到文献，没有具体的实物。走近唐代遗址，其中有十多个埋藏了一半在地下的大大小小的陶罐，周维扬指着它们说，“这可能是唐代的冰箱，因为有一半埋藏地下，能让里面储存的食物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下保存，不易生霉。”说完他又指着远处的一口井，表示唐碑就出土在那儿。

　　杜甫草堂正门西侧的唐代灰坑、北门内东侧苗圃基地的唐宋民居遗址的发现，要从2002年3月说起。

　　那是一个周末，杜甫草堂的工人正在做地下管网铺设，周维扬突然接到电话，说正门旁挖到了水缸及几只碗。周维扬担心是文物，立即让大家不要动，待周一开完例会后，他到现场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块碑很大的碑座。几只碗经鉴定为唐代文物后，周维扬兴奋至极，“这对杜甫草堂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后来，在灰坑内还出土了大量唐代陶瓷器物及残片，还有石臼、块状石灰和一些锈蚀的铁器等物品。

　　又过了没多久，草堂东庄进行管网铺设，那天周维扬正在睡午觉，突然又接到电话：“周馆，发现地下室，上面盖有石板，说不定里面有金银财宝。”周维扬立即赶到施工现场，掀开石板，发现下面有一口枯井。

　　那块石板上的文字，是杜甫草堂唐代遗址中，唯一一件有文字记载的文物——唐代僧人塔铭碑，上刻“大德行感禅师垂拱三年，终于本寺”。垂拱三年即公元687年，杜甫为避“安史之乱”于公元759年入蜀，印证了杜甫初到成都时寓居寺庙——“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虽然目前不能断定它们与杜甫有直接的关联，但却为杜诗所描写的居住环境以及这一带人们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实物佐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饶劲 曾琦 摄影记者 段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