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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 | 董耀会:万里长城,何以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2021年09月18日 09:3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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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问)独家|董耀会:万里长城,何以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中新社北京9月17日电 题:万里长城,何以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专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

  中新社记者 杜燕 陈杭

  提到长城,人们便会想到中国。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中国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上世纪80年代,董耀会决心“在长城上留下人类的第一行完整足迹”。筹备两年后,他和2名同伴于1984年从山海关出发,徒步至嘉峪关,508天的行程最终结集成以“华夏子”署名的《明长城考实》一书。时至今日,他仍未停下探索长城的脚步。现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的他,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阐释了长城缘何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资料图:7月中旬,世界文化遗产——嘉峪关,它是中国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高展 摄
资料图:7月中旬,世界文化遗产——嘉峪关,它是中国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高展 摄

  为什么付出巨大艰辛修建万里长城?

  “世界有一座中国的长城。”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在1909年出版的《中国长城》一书中写道:“建造长城时还没有蒸汽机驱动的机械,但根据格兰特将军估算,其工程量相当于建设美国全部的铁路、运河,以及几乎所有的城市”,“我们对于中国的无知,几乎与那块国土同样的庞大。”

  那么,古代中国为什么要付出巨大艰辛修建长城这样浩大的工程?行走长城30余年的董耀会介绍,因为长城区域是农牧交错区,长期以来这里形成了一个边疆社会,长城所保障的是该区域的安全。

  历史文献记载,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纪。考古证明,至少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就已有长城。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和兼并战争中,长城的修建满足了各诸侯国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诸侯国修筑长城,借助高大的墙体互相防御、寻求力量平衡或构建彼此间的交往秩序。春秋时期,只有楚国和齐国分别修建了长城;到战国时期,战国七雄均修建了互相防御的长城,有些较小的诸侯国也修建长城,如中山国修建防御赵国的长城。

  公元前4世纪,燕、赵、秦等诸侯国开始在其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修建长城防御游牧民族。此后的秦、汉、隋、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齐、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政权,也均修筑起规模不等的长城。在此期间,修建长城的目的,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为一项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社会经济秩序的措施。

  “有了长城,战争数量、战争规模都大幅减少。”董耀会指出,严格地讲,长城沿线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打过仗,即便是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打仗的。长城是预防战争的手段。

  随着文明碰撞、战争纷生、民族迁徙和疆域改变,长城的军事价值日渐式微。董耀会强调,长城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工程,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构建了农耕与游牧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构建了以这两种经济类型为生产生活手段的民族,以及在此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之间的秩序。

资料图:不同的季节、时间、天气和光照条件下,长城呈现出各不相同、超乎想象的视觉美感。图为地椒峁长城。张珉 摄
资料图:不同的季节、时间、天气和光照条件下,长城呈现出各不相同、超乎想象的视觉美感。图为地椒峁长城。张珉 摄

  为什么长城内外同是故乡?

  有人提出,作为一个封闭、保守的象征,长城怎么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每每碰到这样的问题,董耀会总是“有问必答”。

  在董耀会看来,长城是具有封闭性的事物,构建一条万里长城就是要把长城内和长城外隔离开来。毫无疑问,这确是长城封闭性的体现。

  但修建长城只是为把长城内外隔开吗?董耀会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他指出,形式上,长城似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有一条有形的建筑实体作为防御线。但实际上,长城还有其开放性的一面,这就是长城内外的联系。作为一项防御体系,长城的对内开放性体现在与周围环境,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对外开放性则通过千万座联通长城内外的关隘体现,它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联系起来。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个象征虽然是今人赋予长城的现代意义,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董耀会谈到,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有两大特点,一是人口众多,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指的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并保持的个性和特色,包括各民族在地域、语言、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指的是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

  董耀会指出,长城增加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华北地区的农耕民族进行南侵掳掠的战争成本,且在不打仗的日子,长城的关隘就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互市贸易的通道。中原地区的百姓以丝绸、茶叶、盐巴换取皮毛、牛羊,而北方民族也通过边贸换取粮食、铁器、珠宝,“茶马互市”就成为两个不同地域、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互利互助、共存发展的机制,实际上就是双方在长城地区进行的贸易交流和文化融合,所以说长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长城内外是故乡”。

    资料图:7月2日,雨后清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区,出现壮观云海景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资料图:7月2日,雨后清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区,出现壮观云海景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什么对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千年?

  在世界上,长城作为一项军事防御工事,中外皆有之。

  中国秦汉修建和使用长城之后,欧洲也修建了长城,即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时所建造的“哈德良长城”。

  中国秦汉长城气势宏伟,罗马帝国的哈德良长城也颇具规模(约120公里)。1987年,中国长城和哈德良长城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随后,英国的安东尼长城、德国的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相继于2005、2008年被列入哈德良长城的扩增部分,三者共同组成罗马帝国的边界。

  中国和罗马帝国的长城有何异同?董耀会谈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与秦汉王朝都处于相对统一的政权强大时期,面对文化和种族冲突,两者不约而同以修建长城的方式来加强边疆地区防御,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智慧。

  为什么中国持续两千多年不断地修筑长城?董耀会分析,这与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基础始终是稳定性很强的农耕经济有关。从部族到诸侯,从诸侯到天下一统,中国社会形态始终在不断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交替进行。统一是中国历史上强大政权的强烈追求,也是中国人历来具有的独特心理意识。而当时罗马帝国对外省份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地方军阀家族以及那些表示臣服的当地政治势力来实现。这一点与中国王朝对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实行郡县制的管理不一样。罗马帝国分裂成欧洲众国,自然不再有修建长城的需要。而在不断发展中追求统一的中国王朝,则在实行较大范围内的统一之后,仍有继续修建和使用长城的需要,中华文明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董耀会称,在世界历史中,虽然一些国家也修建了与长城类似的防御工程,但其规模、质量、功能和系统性均无法与中国长城相比,作为一座历史的实物丰碑,中国长城见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沧桑和变迁。

资料图:2020年4月6日,清明小长假,北京八达岭长城被“花海”环抱,春意浓。<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chinanews.com/'>中新社</a>记者 韩海丹 摄
资料图:2020年4月6日,清明小长假,北京八达岭长城被“花海”环抱,春意浓。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为什么要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

  位于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的精华之一,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关隘,也是首都重要屏障。1954年以来,八达岭长城先后接待了500多位各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名流,成为中国政府重要的国事礼宾场所。

  董耀会曾陪同许多外国政要参观、游览长城。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董耀会总说:“这反映的是中国古代长城修建者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的愿望。和平,是长城内外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董耀会以中国的“中”字形容长城内外的关系:如果把“中”的中间一竖理解为长城,左边为长城之外,右边为长城之内,这反映出三层意思:第一层,长城内、外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第二层,长城内、外紧密联系且相互依赖,这决定了需要通过构建秩序来规范彼此行为和维持和平状态;第三层,长城内、外是一个整体。如今日世界,每个国家都是独立个体,每一个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除此,还应有符合世界各国整体的共同利益,即构建秩序。

  在董耀会看来,利益平衡过程中只讲“和为贵”不行,还要讲“有备无患”。长城的修建正是为“和为贵”而做的“有备无患”,正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稳定、和平的世界格局是人类共同的愿望。”董耀会指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各国之间相互合作,成为人类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的追求。长城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即在多元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体现。(完)

  受访者简介:

  董耀会现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主持完成国家“十二五”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长城志》,这是国内关于长城的第一套大型文献。主持完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规化。著有《明长城考实》《长城:追问与共鸣》《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研究》等专著十余种。

【责任编辑: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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