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汉学家丨法国汉学家魏明德：今天如何延续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明对话？
中新社北京5月26日电 题：今天如何延续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明对话？
——专访法国汉学家魏明德
中新社记者 崔相光
公元1600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南京相遇，留下了“中西会通”的历史佳话。
似乎是为了追随利玛窦的脚步，法国汉学家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1987年来到中国，在中国农村开展了十余年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学术主任的魏明德，此前在北京参加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世界汉学讲坛”期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如何延续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明对话的议题，进行阐述。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利玛窦和徐光启是如何相遇的？两人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中相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魏明德：1600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在南京初次相识，此后直到1607年，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7年间，他们完成了很多中文和拉丁文之间的互译工作。可以说，利玛窦和徐光启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深刻的中西对话，二人不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在中西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间不断地交换信息资源。
徐光启与利玛窦还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几何原本》影响了整个中国科学界，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领域。在当时的欧洲，几何学是超越语言的语言，是最有普遍性的语言，你可以用几何学的逻辑、推论方式去考虑任何问题。这也是利玛窦最大的贡献之一。
中新社记者：利玛窦是传教士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传教士汉学对西方汉学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魏明德：利玛窦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四书五经”的拉丁文版本翻译，但遗憾的是，他的译本从未发表过。直到利玛窦去世77年后的1687年，耶稣会依据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的译稿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中国经典的拉丁文译著《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与作品相比，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利玛窦对待汉学的精神。他耐心地研究中国，研究儒家经典，为中西方对话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这种治学态度，影响了后续来华传教士和一代代汉学家。
不容忽视的是，中华文明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文明。当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必须要阅读经典。如果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些经典，就没有办法深入了解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中国人。因此，许多传教士在华期间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他们读《论语》《礼记》《孟子》等等，自然而然地也会完成一些翻译工作，这就是传教士汉学的开端。在此过程中，传教士们逐渐发现了儒家经典中独有的东方智慧。当这些中国经典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等各种语言版本流传到欧洲，客观上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
中新社记者：你在法国主要研究政治学，后转为研究汉学。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对汉学产生兴趣？你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
魏明德：我在做政治学研究的时候，最开始了解到中国礼仪中的政治学概念，并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
1987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约是从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了飞速的发展变化。变化中的中国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开始在中国生活并且研究汉学。
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中文、学习文言文，“发现中国”成为我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喜欢上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现在，水墨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中新社记者：你已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变化感受如何？请谈一谈直观感受。
魏明德：我从2009年开始到复旦大学工作，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4年。2010年，这里举办了世博会，随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口号的提出，上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都市的发展模式，即人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与20世纪末大规模扩张式发展有很大的不同。每座大都市有它自己的灵魂，每个灵魂有其宝贵的价值。
中新社记者：你曾在四川进行了十余年的田野调查。遇到了你的“徐光启”吗？
魏明德：我的确交了很多很好的中国朋友，但我不是利玛窦，他们也不是我的“徐光启”。譬如，我在四川学习国画的时候，结识了画家李金远，他今年已经77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30多年。这是份非常难得的友谊。我们一起到过很多地方写生，一起办画展等等。在复旦大学，我跟我的同事宗教学系主任李天纲也有很多学术上的合作。
我从1995年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做田野调查，当时结交了很多彝族朋友。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的考入了上海的大学，还会来复旦大学拜访我。我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照顾他们。当年埋下的友谊的种子，伴随着两代人成长，这种感觉很神奇。
在情感上，我想我也许和利玛窦有着相似的收获——交朋友是人生命中最美妙的事情。原本语言不通、理念不同、体验不同，但最终机缘巧合地擦出了友谊的火花。
中新社记者：作为台北辅仁大学神学硕士和巴黎耶稣会神哲学院(Faculte?s Je?suites de Paris)神学博士，你当前着重从神学角度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如何从神学角度看待中国儒家经典？
魏明德：神学是有关“超越性”的存在与可能的研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笼统地说，“超越”关涉到那些超出我们日常经验与科学认知的东西。“超越”一词可以涉及一种信念，例如相信“世界是由某种外部机制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也可以仅仅指向一个问题，如“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在后一种情况下，对“有”的追问必然会引起对“无”的探寻。这正是主导《老子》的问题。
《论语》中“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问的问题可以说与神学有关，即“天”会不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它的能力。在诸子百家的各种作品中，有一些思想家提出“天”的概念，还有一些则以“道”贯穿始终。其中“天”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指“天命”或“天意”，涉及“天”对人的关怀，如《诗经·巧言》中的“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意为：高高远远的苍天，如同人之父母)。其二，指自然法则的制定者。“天何言哉”中的“天”则属于后者，而“道”的概念可以说是对上述第二个方面的系统化。
在中国儒家经典当中可以找到“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概念，这是与“启示神学”相对的范畴，指人凭借自然(本性/理性)而能达到的对神圣者的认知。虽然这是一个西方神学传统内的概念，但“自然神学”的态度和方法并非西方思想所特有。人对经验知识以外的事物能够有一种自然和内在的认识，这是与孟子所表达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意为：人如果能竭尽心力，就会知道本性。知道了本性，就会知道天了)相呼应的。
中新社记者：你的研究方向中有“如何促进不同智慧传统之间的对话”，你认为东西方的“智慧”是如何对话的？
魏明德：当今社会，全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挑战——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危机等等。面对这些挑战，东西方不同的“智慧”有着各不相同的解决方案。“智慧”是一种文化资源，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哲学思想、方法、实践经验都可以包含其中。“智慧”是实用知识和行为的宝库，使我们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及其危机，从而确保我们团体的生存和福祉。
例如，伊斯兰教、道教、儒家传统、佛教、基督教或印度教，各有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我属于这些传统之一，了解其它一些传统，或仅仅是了解其它某一个传统，都将使我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我自己的传统：我将看到自身传统的一些局限，也会重视它的优势和直觉；我将借鉴其他人阅读传统的方式，来重新解读我自己的传统，因此，我最终将会获得对我自己传统的新的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调动其资源来应对当前的环境及其危机。
这种“他者”的视角恰恰就是汉学家的社会作用，“他者”的智慧促进了自身的不断进步。(完)
受访者简介：
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法国汉学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学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人类学、比较灵修学。已出版《舞在桥上：跨文化相遇与对话》《全球化与中国》等二十余部著作，发表《从文明基因到当代诠释》《比较经典与汉学的对话性》等两百余篇学术论文。2014年，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被评为“中法关系五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五十名法国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