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海外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中国人，无论他们现在的国籍是哪里，无论他们从事着何种职业，无论他们身处哪个大洲，他们每时每刻都以自己的黄皮肤感受着独特的温度。

　　事实上，他们感受到的温度，就是世界对“中国”这两个字的温度。

　　1949-1979：“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外交官就是鸭子，对国家地位是最敏感的。”上世纪60年代初，二十出头的吴建民刚刚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这位后来的中国驻法大使，第一次申请赴法签证时被拒签了。

　　甚至，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塞内加尔参加“西非学生总会代表大会”时，也被扣留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长达48小时，最后被遣返。“他们认为我们是来煽动造反的，是危险分子。”吴建民对本报记者说。

　　彼时，中苏关系全面恶化，新中国同时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冷遇。直到“亚非拉第三世界弟兄”令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世界”才终于开始敞开面对“中国”这两个字。

　　胜利的喜悦提前了一年———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和毛泽东会面时原本“乐观”估计，要到1972年的27届联大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三十余人的中国代表团匆忙组建，在一个月内就飞往纽约。

　　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吴妙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他们抵达纽约后，所住宾馆的服务员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但你们看起来都很善良。”“那时的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孔子，有古董，饮食不错，有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女人缠小脚、男人穿马褂上。”吴妙发说，“但他们还知道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文化大革命让父子成仇、教授自杀。”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上批“美帝”，更批“苏修”，演讲往往非常叫座。工作之余，外交官们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散步时，人们总要向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人亲切问候，“嗨，在纽约过得还愉快吗？”那几年，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　“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不过那时，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日趋冰冻。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秘李同成对本报记者说，1975年他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时，使馆曾经试图组织一场宴会，向那些为使馆服务的“工人阶级朋友们”表示感谢，包括暖气工、水电工等等。

　　使馆准备了六十多人的丰盛食物，但最终，已经接受请柬的客人们无一前来，原因是他们接到了“上面的”命令。“其实我们私下还是挺友好的，不谈政治。”李同成说，“当然，也能感觉到，他们觉得我们弄文化大革命简直是胡来。”

　　1971年之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64个，而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时，建交的国家数达到了11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