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消息：24所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校日前首次举行“华校校史联合展”。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文章说，新加坡本地华校走入历史，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华校教育留下的一些资产，如民间办学的自发性、政府辅助学校特色的淡化、对双语教育的坚持等，都值得我们去发掘、保留甚至发扬光大。文章摘录如下：

　　由新马24所校友会联合举办的《华校校史联合展》，从11月29日到12月5日在华侨中学嘉庚堂举行，笔者参观了展览，也出席了两场研讨会中的一个：校长论坛。

　　本地华校走入历史，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体制虽然消失了，大家心中或许会有一个问题：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华校教育是否曾经留下一些资产，值得我们去发掘、保留甚至发扬光大？从这角度着眼，笔者想提出三点个人浅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民间办学的自发性。

　　从上世纪初开始，由于殖民地当局的政策使然，族群只能靠自身的能力办学。众多传统华校就像雨后春笋地在新马两地设立。据联展提供的讯息，在1965年新马分家时，新加坡华校的总数达到267所之多，其中大部分都是民间创办的。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59年上台执政后，认识到提升国民素质的紧迫性，果断的在教育领域里作下巨额的投资。设备齐全的中小学校在各个新镇拔地而起。到了80年代，主导教育发展的责任几乎全由当局承担，民间办学日趋式微。

　　记忆中，最后一所由民间发起创办的学府是南洋初级学院，由当时的教育部邀请已故银行家吴水阁(当时达利银行董事长)出面筹组建校事宜。创办之后，吴先生出任董事长一职多年，看着南初茁壮成长。

　　教育是国家对未来的投资，原则上没错。然而，笔者以为，民间自发办学不失为一项优良传统，不应轻易被丢弃。保留空间给民间办学应该是值得探讨的课题。这与教育当局推行的自主学校政策是一致的。

　　第二，政府辅助学校特色的淡化。

　　在统一的教育制度底下，民办的华侨中学和教会主办的圣尼各拉女校等都属于政府辅助学校。董事部负担学校的部分发展费用，因而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包括聘用和委任校长及教师等事务。

　　两种趋势的出现，导致辅助学校的自主权逐步被削弱：

　　其一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一些辅助学校要求教育当局调派校长和老师到学校任职，放弃了自行遴选和聘用的做法。

　　其二是为了减轻辅助学校筹款建校面对的困难，政府提高了学校发展费用的津贴。这两大因素增加了辅助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无形中也强化了当局对辅助学校的影响。

　　就以委派校长一事为例，由于校长本身成了政府雇员，当局而不是董事部成了校长调动的主宰者。

　　从联展看到的历届校长名单，笔者就注意到这样的改变。在60至90年代，辅助学校校长一般上的任期都很长。例如两位主讲校长，李宝丝在圣尼各拉女校当了29年的校长，而杜辉生则在华侨中学掌校22年。反观现行的调动制度，校长似乎是五年一变。

　　频繁的调动衍生了一种不稳定性因素，使到老师和学生无所适从，直接影响了教学计划的推行。

　　在过去几年里，由于推行“直通车” 制度或者因为中学和相关初院合并，中学生涯延长达六年。在这种情况下，频繁更换校长更是不合时宜。

　　或许辅助学校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并非当局所愿，可是，如果这个过程“标准化”(standardised)，辅助学校因而失去其特色，这种改变对未来教育发展的利弊考量，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第三，对双语教育的坚持。

　　过去近百年的经验显示，对双语教育的坚持是华校的优良传统。虽然华文是当时的教学媒介语，老师和学生都不会排斥对英语的学习，因为他们了解到英文的重要性及掌握双语的好处。

　　时空的改变和客观因素造成传统华校的没落，这是无法挽回的事实。然而，时光的推移，也让我们看到某些“英语至上”心态的部分家长，鄙视、排斥母语的学习。而缺少了家长的支持和鼓励，一些学生把学习华文当成苦差，甚至对它产生厌恶。

　　接着，中国的崛起间接提升了华文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多年轻一代被派到中国工作，亲身体验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这种感觉，开始恶补华文。据报道，近年来选修高级华文的学生有增加的趋势。

　　华校教育是新加坡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是无庸置疑的。除了唤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联展主办者正确地把重点放在未来。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并把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做得更好，那将是这次联展最大的收获。(李顺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