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念的多样性

　　“国学”一词，古今涵义有所不同，最早始于汉代经学兴起、太学建立之时。但古代所谓“国学”，指的是国家最高学府。至明清以降，所谓“国学”，指的是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或曰“中国之学”。

　　现在关于国学的定义，虽不像“文化”定义那样有数百种之多，但至少也有10多种。然而归纳起来，则不外乎六种三类：一曰“国故”之学，或指训诂、音韵、考据之类的“小学”，或指传统的“经史之学”；二曰“六艺”之学，论者以“六艺”专指“六经”，则国学就是“六经之学”，“六经”又属儒家经典，则国学便是儒家之学。这两种属于一类，都是狭义的国学观。三指儒、佛、道三家之学，而以儒学为主体；四指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两种同属一类，是中义的国学观。五指区别于“西学”或“马列主义”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六指统括中、西、马等所有学科的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即所谓“大国学”说。这两种属于广义的国学观。

　　实际上，各家之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有其片面性。狭义的国学观揭示了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具特色的学问，是其所长。然其弊在于将国学局限于传统的小学、经学、史学或儒学，人们不免质疑：难道除此之外的辞赋、诗词、传奇、戏曲就不是“国故”吗？难道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就不是国学吗？中义的国学观按照《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法指称国学，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中几乎所有的学术门类和思想流派，是其所长。然以“集”为学，则难圆其说。因为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严格的学术分类，“集”只是诗文汇集，不能独立成为“集学”。广义的国学观具有广泛的兼容性，但失之于宽泛，难以体现数千年中国学术的特色。况且，如果将西学、马学都统括于“国学”之中，则国学真成了包罗万象的世界学术了，“国学”之名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应提倡的“国学”，应当是一元主导、多元兼容、与时俱进的新国学。

　　“国学”的当代定位

　　那么，所谓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国学”有些什么特性，应当如何定位呢？

　　我认为，“国学”最基本的特性是其民族性和时代性。首先在于她的民族性。“国学”最一般的涵义是“代表国家民族精神风貌的学术文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文化，所以中国便有中国特色的“国学”。这就决定了国学的民族性格。由国学的民族性又派生出国学的主体性，即国学是以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学术文化。

　　其次，“国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一特性表现在国家的学术文化必然在不断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交流中吸取其思想的营养与精华以丰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新时代的国学在体现民族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应反映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时代精神风貌。而国学的时代性又决定了她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即国学是不断吸收、转化各种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并尊重他民族文化传统的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的学术文化，是集民族性、主体性、时代性、包容性、开放性于一体的新国学。

　　上述国学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国学的当代定位。如果我们给当代国学下一个简单定义，则可以说，所谓国学，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兼容当代新文化的国家学术文化。就中国而言，所谓“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涵括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艺术等传统学术的中华传统文化；所谓“当代新文化”，则指近现代陆续传入中国并正在经历中国化进程的以民主、人权、科学、法治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和马列主义新文化。这里应当强调的是，“主体”并非全体，“兼容”也非合一。我的国学观，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国学观，是与西学、马学交互影响、和谐相处而非合为一体的国学观。

　　如何传承、普及和推广“国学”

　　我认为，界定国学的涵义、树立与时俱进的国学观对于改进国民教育、提高国民道德人文素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重新确立国学的权威性，大力推广国学教育。但近来，许多人以怀疑的眼光去审视国学和国学教育工作者。有人甚至怀疑“国学”概念能否成立，辱骂国学是伪学，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势头。有的媒体往往容易走极端，一会儿“大师”帽子满天飞，一会儿口诛笔伐“伪国学”。其实，“大师”虽然有伪，“国学”何曾是假！我们应当采取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坚持不懈地从事传承、普及和推广“国学”的工作。

　　在当今资讯发达、传播手段多样化的条件下，开展国学教育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像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以讲故事形式去普及国学知识，是一种很好的国学推广模式，但应注意向受众传授正确的知识、真实的历史，而不要随心所欲或哗众取宠；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设立国学学科，在大、中、小学课程中设置国学课程系统进行国学教育是功在千秋的百年大计；在儿童教育中深入浅出地传授国学经典(如《三字经》)、国学箴言(如名诗、名句)、适度开展“儿童读经”活动则是培根立基的良好举措；此外，在各地设立多种形式的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国学院、国学讲堂、国学讲习会之类的机构、场所，恢复曾经遍布全国的孔庙、书院、寺院、道观，则将为开展群众性的国学教育提供很好的平台，但须注意防止这类场所沦为传播邪教迷信的工具。(吴光，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