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有简体和繁体的不同，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远在甲骨文时代就有的。甲骨文里的“车”字有繁有简，繁体的车有车轮、车箱、车辕、车轭等，简体的车就只有车轮和车箱，而简体的车流传后世就成了楷书繁体字的车。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80%是由古代传承下来的，其中在先秦两汉时就有的，占到30%。例如，东汉的《章帝千字文断简》中就有简体的“汉”字，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里就有简体的“书”。因此，当我们听有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时，我们理解这里说的“汉字”应该包括简体字在内，而不是只指繁体字。

　　古文的门槛在语言而不在文字

　　有人说，“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这话恐不尽然。试比较下列两段话，一段用繁体字，一段用简化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

　　⑴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χ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

　　⑵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可见读古文不一定必须读繁体字，简化字同样可以用来写古文。

　　如果说古书本来是用繁体字写的，一旦改为简化字就变了样，不再是古书了。这话不合乎事实。我们知道，《论语》这部书大约是在春秋末期开始编写，到了战国初期才写定。那时连楷书都还没有呢，更谈不到繁体字了。根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扩大自己的宫室，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秦始皇焚书时藏起来的《尚书》《论语》《礼记》等。这是战国时人用“古文”写在竹简上的，汉代的一般人已经不认识了。后来经过汉代的专家把“古文”改为汉代的隶书，这叫“隶古定”。后来的人又把隶书改为楷书，才传流下来。今天看到的繁体字本《论语》，早已不是古时的样子。如果要回到古代，就应该用战国“古文”，可是那样一来还有谁能认得呢？

　　其实，现代人读古书遇到的困难，不在于用简化字还是繁体字，难在古书用的是古代汉语。要能读懂古书不但要认识汉字，不管是繁体还是简体，更重要的是要懂古代汉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还包括古代文化知识等一大套学问，而这些学问绝非三五日就能学会的。《尚书•尧典》开头是“曰若稽古”，这四个字没有繁简体的分别，可是认识了这四个字还不能懂得它的意思。《诗经•豳风•七月》里有一句是“七月流火”，意思是说到了夏历七月大火星就偏了西，暑气将要退去，可是有的人却误解为七月的天气下了火似的十分炎热。魏晋以来有个俗语词叫“宁馨”，意思是“如此”、“这样”，可是有的人却误解为宁静温馨。这不是古书无情，故意与我们为难，而是因为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只知今而不知古，自然无法直接与古人沟通。可见能读懂古书是道高门槛，这道高门槛是在语言，不在文字。我们读上面引用的《论语•八佾》里的一段话，如果读不懂用简化字写的“三归”，改为繁体字的“三歸”照样读不懂。清代学者郭嵩焘著《养知书屋文集》卷一《释三归》说：“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可见“三归”指的是从民众中收取的市租。很多人相信“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这是因为传世古文用的都是繁体字，其实如果有了简化字的古书，照样可以从中学习传统文化。

　　认识繁体字并不能直接继承传统文化

　　继承传统文化历来有两种方式，就是直接继承和间接继承。直接继承是由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来继承。他们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直接阅读古籍，并对古籍记载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吸收其中的精华，去除其中的糟粕。然后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深浅程度不一的著作，供社会上不同水平的读者阅读。间接继承是指通过阅读由专家学者对传世古籍进行整理、编选、注释、今译和分析写出的各种著作来继承。绝大多数的人是通过间接继承的方式来学习传统文化的。都来搞直接继承不更好吗？那样做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全体人民都去研究文字、音韵、训诂，都去读古书，都不去生产，社会怎么发展？只认识繁体字并不能直接去读古书、去继承传统文化。

　　简化字比繁体字效率高，好学好用，可是有些人的想法，为了能读古书，要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要明白认识繁体字的人并不等于就能读古书。如果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结果是不但丢了简化字，而且古书照样读不懂，这不是两头落空吗？

　　简化字是中国语文发展的坦途

　　社会是发展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一百年前，中国语文生活十分落后。那时汉字繁难，文盲众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和整理，把28画的繁体“開學”简化为只有12画的简体“开学”，为中国进入信息网络时代准备了语文条件。这样的简化是中国语文发展的坦途，是正道，而不是歧途。

　　至于有些人把“皇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弄成一个字归罪于汉字简化，其实这不是汉字简化时才发生的事情，而是古已有之的。四书之一的《大学》传世的繁体字文本里开头就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这五个“后”都是“以后”的“后”，不必有什么“遗憾”。

　　有些批评简化字的人的意见是把继承传统文化和推行简化字对立了起来，就是要传统文化，不要简化字。胡适为《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写的卷头言里说：“我是有历史癖的；我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语言文字的改革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但我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曾发现一条通则：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从这条通则上，又可得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

　　根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提供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平时主要写简化字的占95.25%，写繁体字的占0.92%，简繁两体都写的占3.84%。“小百姓语言的趋势”还不够明白吗？站在95.25%的民众的对立面，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苏培成，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