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1岁的张一颖并不是一个最典型的“海归”，她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毕业后先是回老家上海工作了几年，尔后买房、结婚、生子，用她的话说，“办完了这几件大事后，才想到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而去国外读书”。于是，她辞了职，考上英国利兹大学，辞别家人、孩子远赴重洋求学海外。

　　现在，花一年多完成留学的张一颖重新回到了家人身边，重新找到了工作。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跟女儿讲英语，对此她很坚持，认为这是让孩子从小国际化的必经之路，而国际化是中国未来一代出人头地的基本要件。

　　对于像张一颖这样的中国青年人，出国留学也许不再背负着要藉此改变一生的重大包袱，虽然它依然重大，但它的重要可能只是作为通往第一份工作的起跳板，或者迈向下一份工作的中继站；它可能依然令人艳羡，但已经不那么神圣；它可能仍然并非唾手可得，但的确已成为了大众可以消费的继续教育产品。改革开放30年来，留学海外与忙忙碌碌的中国人为追求更好生活而努力的其他事情一样，只不过是实现个人价值路线图上需要多破费一些的一个选择。

　　近当代中国三次留学潮

　　近当代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出国留学潮，改革开放后燃起并持续至今的是最近的一次。

　　第一次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真正意义出国留学的是清朝人容闳。1847年，19岁的容闳来到了纽约，前往耶鲁大学留学。1872年到1875年,寄望于通过派遣留学生而改变中国人思想面貌的容闳在洋务派的支持下率领120名10岁到15岁的幼童到美国留学。然而，当留美幼童开始出现“西化”倾向的时候，清政府毫不犹豫地于188 1年将幼童中途撤回。这些幼童归国后不被重用。詹天佑等留美幼童后来的成果完全是他们自我奋斗的结果。

　　洋务运动时期虽然打开了出国留学的大门，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是相当落后的，即使在广大民众乃至知识界，留学生也不被看重。人们宁愿让孩子读八股、考科举，也拒绝送子女到美国读书。这种社会氛围使19世纪70年代开启的派遣留学生的大门一度关闭了近20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成了转折点。这一次耻辱的战败，激起了中国人渴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空前热情。19 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争先恐后往日本留学、借以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热烈场面。甚至出现了父子、母女、爷孙乃至全家留学日本的情景。1905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000多人，1906年又上升到1万多人。整个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有两万多人。在“留日热”的推进下，也有少量的赴美、欧的留学生。

　　第二次留学潮和第一次留学潮间隔仅十几年左右，就在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这次留学潮以留美、留法、留苏为中心。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局面，迫使许多有头脑的学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出国留学也是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五四运动后，为献身革命而出国探求新知成为一股热潮。这些因素的交织回应，为第二次留学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促使留美、留法、留苏不断升温。

　　邓小平拧开了第三次留学潮的“水龙头”

　　改革开放前，中国人赴海外留学经过了一段长时期的沉寂。

　　改革开放的进程将这一切彻底改变。1978年，处在国家命运大转折关口的中国，将派留学生赴海外求学“取经” 作为了一项顺理成章的历史选择。这一次，是邓小平亲自拧开了中国第三次留学潮的“水龙头”，自此之后，中国国内的留学热、外语热一发不可收拾，一直持续到今天。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谈到清华大学派遣留学生问题时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邓小平在做出了这段著名的讲话后，教育部于1978年7月11日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提出立即选拔三千人派出留学。8月，该报告即获国务院批准。

　　针对当时有人担心留学生在外发生叛逃的情况，邓小平也给予了明确的看法。时任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的李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回忆到，“当时小平同志认为，不能把留学生圈起来，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派往国的社会和群众。留学生不能光学习科技知识，还要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第三次留学热的起始对象国也恰恰是美国。就在教育部的报告批复前的7月7日，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方毅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会谈。三天后，当美国科技代表团即将离京回国时，邓小平对美国客人说：“我们要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 随即，中美便开始交涉互派留学生的问题。由于中美已定于1979年元旦正式建交，因此，首批留学生派往美国就顺理成章了。彼时，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

　　1978年10月22日，以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为团长的中国教育代表团经过13天的谈判，在华盛顿与美国达成 11项“口头谅解”。其中明确了“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还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由于当时中美两国还未建交，中国教育代表团实际上成了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谈判代表团。

　　是年12月，52名中国人，穿着统一的服装、提着样式统一的皮箱从北京出发，由于中美尚未直航的缘故，辗转巴黎，抵达纽约。他们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的几十所学校中，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生涯。这是中国决定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后，派出的首批留学人员。

　　有趣的是，当首批留学生到达巴黎机场，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告诉他们：“我们得到消息，在纽约机场有外国记者要采访你们。”留学生随即在去往纽约的飞机上起草了一份声明，并在纽约机场灯火辉煌的接待大厅里对几十名西方记者宣读了这份声明。

　　1979年初，邓小平率团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史册。之后若干年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互派留学生的工作也开始逐步恢复。

　　从精英留学到大众留学

　　第三次留学潮起自公派留学的恢复，但它真正蔚然成风还是在其后的一系列放开留学政策的实施之后。

　　1981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外交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明确对自费留学人员和公费留学人员在政治上应一视同仁。托福考试也于这一年进入中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手续繁琐复杂、经济原因等方面因素，真正能自费出去的人还是凤毛麟角。

　　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中国向外派留学的大门完全打开，“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1989年3月，旨在为“海归”解决工作及生活等诸多问题的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成立。教育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处理留学生事务的班子。1993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被写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

　　回顾历史，自1872年清政府派出首批官费赴美留学生至1978年，106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只有14 万人，仅相当于现在一年出国的留学生数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21万人，分布在100 多个国家。30年间，出国留学生人数翻了167倍，其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截至2007年底，留学回国人员已达32万人。据统计，留学回国人员在许多重要岗位占有很大比例：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占77.61%，两院院士占80.49%，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占71.65%，“长江学者”占 94%，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占72%。

　　比之这些，更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是，越来越多的留学已经摆脱了精英留学的模式，成为个人人生规划的一个选项。近些年，一些被称为“娃娃脸”留学生的中学留学生也逐渐增多。“留学”开始回归到“求学和深造”的本意，打工挣钱和移民定居正逐渐成为退居其次的追求。而留学服务、留学咨询等产业的兴起，更加深了留学作为一种教育商品的属性，推动了它进一步百姓化、草根化的趋势。

　　遥想161年前，荣闳负笈游学于美国耶鲁，为的是睁开眼看世界，启蒙中土帝国内沉睡的大多数。而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对留学西洋坦然视之，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也从来没有这样近过。(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