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光”是乌克兰议会国际交流处处长加米亚宁先生的中文名。1991年至2008年，夏光先后7次到访中国。“我每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少则几天，多则四年。”一个秋日的午后，在基辅街头的露天咖啡馆里，夏光滔滔不绝地向本报记者讲述他的中国见闻和感受。

　　“第一次去中国是1991年11月。当时我还是基辅大学汉语专业的大二学生，去了绥芬河和哈尔滨。”夏光说：“当时苏联经济形势很糟糕，商品十分匮乏。而中国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是中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当然，当时中国同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有差距的，比如在绥芬河，汽车很少，出租车更为少见，而那时汽车在苏联已十分普及。”

　　谈起第一次在中国坐火车的经历，夏光感慨万分：“1991年，我们从绥芬河坐火车去哈尔滨，买的是硬座票。火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总共开了20多个小时。车厢里人很多。晚上，座位底下都躺着人。火车卫生条件很差。不少人在座位上抽烟，车厢里烟雾缭绕，很多人随手将垃圾扔在地板上。”说到近年在中国坐火车的感受，夏光赞叹不已：“中国铁路的发展真是太快了！不仅火车行驶速度大幅提高，车厢的硬件设施、舒适程度和旅客素质也今非昔比。卧铺车厢有电视，车厢里非常干净，再也看不到乘客吸烟和乱扔垃圾的现象了。现在，你们的火车比我们的要好。”

　　1992年初，夏光获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留学半年的机会。“当时，由于莫斯科至北京的火车票很难买到，我们只好先坐火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从绥芬河入境，再去北京。我那时是个穷学生。到绥芬河时，身上只剩一美元。我们将带来的东西都卖了，但仍不够到北京的车票钱。那时，绥芬河的气温已到零下20多摄氏度。我们露宿街头，一筹莫展。这时，一对素昧平生的中国夫妇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他们不仅把我们接到家里住，还资助我们买了去北京的车票。其实，这对中国夫妇并不富裕，但很有爱心。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留学梦或许早就破灭了。”

　　夏光和北京奥运会特别有缘。2001年，他带团访华，在北京停留的那天恰逢北京申奥成功。“我们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民彻夜欢庆申奥成功的热闹场面。当时，只知道为中国高兴，为北京高兴，并没想到奥运会将给中国和北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今年夏天，夏光在北京呆了3周，现场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和多场比赛。“你知道，2002年至2006年，我在乌克兰驻华使馆工作了4年，自认为是个‘老北京’。可今年故地重游，我居然在使馆附近的东直门迷路了。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夏光由衷地赞叹道：“中国真的很了不起！”

　　夏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取信于民，老百姓信任党和政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等改革思路，老百姓听得懂、信得过、行得通。这保证了全体人民万众一心，积极投身到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中去。

　　自称“老北京”的夏光满怀深情地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的一切都在变。城市在变，人也在变。”同时，夏光对中国的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真诚的建议。他说，在华留学期间，他最喜欢骑自行车逛北京的胡同。在胡同里买张烙饼，边吃边和“老北京”们聊天，是他最惬意的事情。但10年之后，他发现，当年踏访的胡同多数已经消失，仅存的一些也多用于商业目的。夏光认为，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应多注意保护传统和历史文化遗产。“到处都是摩天大厦并不代表现代化”。(谭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