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我到北京参加留苏招生考试，住在文化部东四招待所，每天都到北京图书馆(文津街)学习备课。因相距故宫较近，考试前后我又去了两次故宫，到这里几乎忘记了一切，真是越看越迷人。

　　留苏招生考试连续4天，每天一门课，分别是“马列主义基础”(答卷)、“撰写论文：题为‘向科学进军’(3小时)”、“文艺专业知识”(答卷)、“面试：学历、经历”。1957年10月，集中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石驸马大街)的研究生100多人，乘火车赴莫斯科。我同韩中杰(中央乐团指挥)在留苏预备部是同班，在火车上又是同一包厢，4人的作息时间是上午学习，下午打桥牌，就这样度过了八天八夜。

　　我真幸运，刚到莫斯科不久，就有机会参加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两位伟人的风采，聆听了对我们饱含希望和信任的话语。

　　1961年春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批也有100多人，火车上我同韩中杰又在一个包间，仍是每天下午打桥牌。到北京，教育部安排集中学习休整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1973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我为博物馆处副处长，后为处长，就这样干了近十年。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邀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部部长率苏联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王蒙部长指定我(当时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参与接待和会谈。为此我将1961年和1986年两批从苏联带回来的图书报刊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查找清理和阅读，发现其中不少还是很有价值，特别是博物馆学和博物馆管理方面。因为苏联本来是我们的老大哥，学习苏联“一边倒”是我们的模式，博物馆建设也是这样，革命博物馆和地质博物馆的模式都是从苏联学来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中苏两国关系解冻后，俄文和俄文图书资料还是会有用的。从此时开始，我用全部业余时间埋头进行翻译，1989年发表6篇译文，1990年发表5篇译文，1991年发表3篇译文，除译文外，还撰写并发表十多篇关于苏联博物馆的文章。

　　中苏两国关系解冻后进展很快，寒冬过后是春天。1991年11月，我作为故宫博物院代院长主持工作，同时还兼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有幸赴莫斯科出席克里姆林宫500周年庆典。1991年11月下旬，苏联文化部邀请十多个国家30多位代表，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克里姆林宫500周年活动，我被邀请在莫斯科住了7天。

　　1992年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俄友好合作发展新阶段的开端，受到全世界的关注。12月18日，中国政府安排叶利钦总统参观故宫博物院，由我负责接待并解说。进太和门时我对叶利钦总统说：“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有24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建于1406年至1420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是中国古建筑的精华。”叶利钦听后，反问道：“明朝是开始于1368年吧？”我说：“对。明朝第一个皇帝和第二皇帝都在南京，北京是第三个皇帝开始的。”叶利钦是学建筑的，对故宫古代建筑杰作十分感兴趣，对三大殿的建筑赞叹不已，对消防鎏金大铜缸和琉璃瓦都停步观看并拍照，还说他知道琉璃瓦是怎样制作的。在神武门内他指着宫墙问我：“同克里姆林宫墙一样高吧？”我说：“故宫墙高10米，克里姆林宫墙高8米。故宫博物院同克里姆林宫有很多友好交往，去年(1991年)我参加了克里姆林宫500周年庆典。”他听后非常高兴，并送我一件珍贵礼品。

　　2008年1月，我译著的《走进前苏联博物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50年来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博物馆方面的所见所闻和所学所知的一些认识和感受，我撰写、翻译并发表这些文章，是为了加深中国读者对前苏联和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增进中俄两个伟大邻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吕济民）

　　吕济民，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主席，现为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