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曾按省籍在日本组建了“同乡会”、“恳亲会”等乡谊性组织。对这类组织，学界目前尚未予以足够关注。事实上，留日学生同乡会已具近代社团色彩，对国内变革发挥着影响，是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及知识群体嬗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窗口。

　　作为乡谊性组织，当时各省同乡会都将“笃厚乡谊”、“同乡互助”作为重要宗旨，并制订了相关规定。如浙江同乡会要求，乡人初至日本，会员有招待之义务；湖南恳亲会规定，乡人如被外界侮谤，会员要“出死力期必得其平为限”(《湖南恳亲会草章》，《游学译编》第2期)；江苏同乡会也规定，乡人在日本如遇疾苦，会员要及时救助。但是，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的留学群体，留日学生组建同乡会更主要的目的则是将其建成他们用以砥砺自新、聚集力量、改造社会的新式组织。基于这一目的，各省同乡会对会员和组织都提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要求，概括而言，一是要求会员敦品力学，奋发图强；一是要求会员关注桑梓，致力国事。如湖北学生互约，“愿各以学行相励，以实际相程，互为监史，以相纠责，庶几热度高涨，国事日竞”(《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浙江同乡会规定，“本会对待内地，有输入文明之义务”，“会友于私德上有关碍公共名誉事，本会有劝戒之义务”(《浙江同乡会简章》，《浙江潮》第1期)；湖南恳亲会规定，会员“对于世界，研究学术”，对于湖南内地，则负责筹办“全部公益”(《湖南恳亲会草章》)；江苏同乡会则进一步规定，会员不但“应各就其府州县乡人净立支会，以图分体势力之扩张”，还“应与本国同志创立之各会互相连络，以图全体势力之扩张”(《江苏同乡会公约》，《江苏》第1期)。这些规章，使同乡会超越了地缘性组织的局限，成为一种追求近代价值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团体。

　　在此之前，由于清朝统治者长期禁止士人结社，所以中国的知识群体缺乏组织生活的经验。为改变这种状况，留日学生积极创新、相互借鉴，将同乡会作为创建新式知识社团的实验场，成立了富有民主气息的同乡会组织。从组织机构看，各省同乡会都设有功能新颖而完善的管理组织，如浙江同乡会设有庶务、书记、会计、杂志、调查等干事员；江苏同乡会设有事务员、监察员、评议员及出版、实业、教育、调查4个部；湖南恳亲会除设执事、书记、会计、招待员外,还特设弹正员负责纠戒会员。从人员任免看，同乡会职员大多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湖南恳亲会规定职员经投票公举，满5票者当选，每半年更举一次；江苏同乡会规定连任不得过两届，连任职员不得过全体职员半数。从决策方式看，各省同乡会皆强调民主议事，并设有各种形式的会议，如湖南恳亲会设有例会和临时特会；浙江同乡会设有恳亲会、茶话会和临时会；江苏同乡会则有会员经常会、职员经常会和评议员经常会以及临时会等。为避免会议流于形式，各省同乡会都制订了会议规则，规定了会员的权利义务、会议的召集程序、议事规则和会场纪律等，要求会员必须到场，不得迟到早退。此外，各省同乡会还制订了“办事规则”、“自治规约”等，对同乡会的日常活动进行规范，如要求会员时时以国耻种祸相激发，不得放弃责任，破坏团体，妨碍公益，荒废学业，损伤公共及个人名誉等，违反者轻则记过，重则要受到同乡会诘问、劝戒、除名等惩处。江苏、湖南等省同乡会还规定，会员即便归国或离开学界，也要遵守同乡会规约，会员可随时对其进行纠责。

　　各省同乡会成立后，很快开展了各种有声有色的活动，主要有：1、创办报刊，致力启蒙。作为知识群体，留日学生很重视思想启蒙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他们认为“思想者，万事之根本也。于此而不加之意，以剔垢去污，舍短从长，痛行改革焉，则政治也、法律也、学校等等也，改之弗能良，兴之弗可成也”(《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期)。因此，多数同乡会在成立之初，就筹集经费，创办刊物，向本省及国内民众宣传、介绍各种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科技知识、时事新闻，较著名的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这些报刊观点鲜明、语言通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受到国内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甚至一些下层百姓也以阅读这些报刊为乐事，成为留日学生进行思想启蒙的有力工具。2、开展调查，鼓吹自治。同乡会多设有调查部或调查干事员，负责调查本省情形，筹划地方自治。除同乡会员负有调查责任外，调查部还鼓励民众参与。他们在会刊上登载启事，宣传社会调查的意义，设计调查的内容，掀起了一股调查热潮，各省会刊上都刊载了内容广泛的调查报告。对于地方自治，同乡会更是极力倡导，认为地方自治切实可行，易于推广，不但有利于各省发展，也是推动国家强盛的捷径，“地方自治苟得其道，则虽国无宪法而其根本固已坚定而不可动矣”(《江苏同乡会募捐公启》，《江苏》第1期)。在他们的鼓吹下，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他们的主张，使得地方自治逐渐成为影响此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潮流。3、关注时政，参与变革。同乡会密切关注国内时政，经常集会商议对策，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国内事务施加影响。1908年，四川留日学生因对成渝、宜万铁路修筑顺序问题有不同看法，多次召集同乡会讨论，除致电铁路公司表达意见外，还商议特设铁道协会解决此事(《同乡会开会演说纪略》，《四川》第2期)。1903年，为反对外国势力侵占路矿，浙江等省同乡会集会，号召本省民众共起筹划，收回利权，推动了国内收回路矿权运动的高涨。同年，因沙俄拒绝撤兵，妄图独霸东北，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各省同乡会皆召开会议，发表演说，并组织学生军准备回国拒俄，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留日学生思想日趋激进，同乡会的影响也日趋扩大。

　　综上可见，经过留日学生的改造，同乡会这种传统的社会组织，犹如一个孵化器，有力地整合了相关资源，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显示了地缘组织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反映了中国特色的近代变迁之路。但是，同乡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组织，它对社会变革的推动是有限的，在随后的发展中，地缘观念阻碍了先进力量的进一步整合，成为中国社会进步中必须要跨越的障碍。

　　(颜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