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曾按省籍在日本组建了“同乡会”、“恳亲会”等乡谊性组织。对这类组织,学界目前尚未予以足够关注。事实上,留日学生同乡会已具近代社团色彩,对国内变革发挥着影响,是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及知识群体嬗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窗口。
作为乡谊性组织,当时各省同乡会都将“笃厚乡谊”、“同乡互助”作为重要宗旨,并制订了相关规定。如浙江同乡会要求,乡人初至日本,会员有招待之义务;湖南恳亲会规定,乡人如被外界侮谤,会员要“出死力期必得其平为限”(《湖南恳亲会草章》,《游学译编》第2期);江苏同乡会也规定,乡人在日本如遇疾苦,会员要及时救助。但是,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的留学群体,留日学生组建同乡会更主要的目的则是将其建成他们用以砥砺自新、聚集力量、改造社会的新式组织。基于这一目的,各省同乡会对会员和组织都提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要求,概括而言,一是要求会员敦品力学,奋发图强;一是要求会员关注桑梓,致力国事。如湖北学生互约,“愿各以学行相励,以实际相程,互为监史,以相纠责,庶几热度高涨,国事日竞”(《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浙江同乡会规定,“本会对待内地,有输入文明之义务”,“会友于私德上有关碍公共名誉事,本会有劝戒之义务”(《浙江同乡会简章》,《浙江潮》第1期);湖南恳亲会规定,会员“对于世界,研究学术”,对于湖南内地,则负责筹办“全部公益”(《湖南恳亲会草章》);江苏同乡会则进一步规定,会员不但“应各就其府州县乡人净立支会,以图分体势力之扩张”,还“应与本国同志创立之各会互相连络,以图全体势力之扩张”(《江苏同乡会公约》,《江苏》第1期)。这些规章,使同乡会超越了地缘性组织的局限,成为一种追求近代价值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团体。
在此之前,由于清朝统治者长期禁止士人结社,所以中国的知识群体缺乏组织生活的经验。为改变这种状况,留日学生积极创新、相互借鉴,将同乡会作为创建新式知识社团的实验场,成立了富有民主气息的同乡会组织。从组织机构看,各省同乡会都设有功能新颖而完善的管理组织,如浙江同乡会设有庶务、书记、会计、杂志、调查等干事员;江苏同乡会设有事务员、监察员、评议员及出版、实业、教育、调查4个部;湖南恳亲会除设执事、书记、会计、招待员外,还特设弹正员负责纠戒会员。从人员任免看,同乡会职员大多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湖南恳亲会规定职员经投票公举,满5票者当选,每半年更举一次;江苏同乡会规定连任不得过两届,连任职员不得过全体职员半数。从决策方式看,各省同乡会皆强调民主议事,并设有各种形式的会议,如湖南恳亲会设有例会和临时特会;浙江同乡会设有恳亲会、茶话会和临时会;江苏同乡会则有会员经常会、职员经常会和评议员经常会以及临时会等。为避免会议流于形式,各省同乡会都制订了会议规则,规定了会员的权利义务、会议的召集程序、议事规则和会场纪律等,要求会员必须到场,不得迟到早退。此外,各省同乡会还制订了“办事规则”、“自治规约”等,对同乡会的日常活动进行规范,如要求会员时时以国耻种祸相激发,不得放弃责任,破坏团体,妨碍公益,荒废学业,损伤公共及个人名誉等,违反者轻则记过,重则要受到同乡会诘问、劝戒、除名等惩处。江苏、湖南等省同乡会还规定,会员即便归国或离开学界,也要遵守同乡会规约,会员可随时对其进行纠责。
各省同乡会成立后,很快开展了各种有声有色的活动,主要有:1、创办报刊,致力启蒙。作为知识群体,留日学生很重视思想启蒙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他们认为“思想者,万事之根本也。于此而不加之意,以剔垢去污,舍短从长,痛行改革焉,则政治也、法律也、学校等等也,改之弗能良,兴之弗可成也”(《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期)。因此,多数同乡会在成立之初,就筹集经费,创办刊物,向本省及国内民众宣传、介绍各种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科技知识、时事新闻,较著名的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这些报刊观点鲜明、语言通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受到国内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甚至一些下层百姓也以阅读这些报刊为乐事,成为留日学生进行思想启蒙的有力工具。2、开展调查,鼓吹自治。同乡会多设有调查部或调查干事员,负责调查本省情形,筹划地方自治。除同乡会员负有调查责任外,调查部还鼓励民众参与。他们在会刊上登载启事,宣传社会调查的意义,设计调查的内容,掀起了一股调查热潮,各省会刊上都刊载了内容广泛的调查报告。对于地方自治,同乡会更是极力倡导,认为地方自治切实可行,易于推广,不但有利于各省发展,也是推动国家强盛的捷径,“地方自治苟得其道,则虽国无宪法而其根本固已坚定而不可动矣”(《江苏同乡会募捐公启》,《江苏》第1期)。在他们的鼓吹下,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他们的主张,使得地方自治逐渐成为影响此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潮流。3、关注时政,参与变革。同乡会密切关注国内时政,经常集会商议对策,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国内事务施加影响。1908年,四川留日学生因对成渝、宜万铁路修筑顺序问题有不同看法,多次召集同乡会讨论,除致电铁路公司表达意见外,还商议特设铁道协会解决此事(《同乡会开会演说纪略》,《四川》第2期)。1903年,为反对外国势力侵占路矿,浙江等省同乡会集会,号召本省民众共起筹划,收回利权,推动了国内收回路矿权运动的高涨。同年,因沙俄拒绝撤兵,妄图独霸东北,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各省同乡会皆召开会议,发表演说,并组织学生军准备回国拒俄,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留日学生思想日趋激进,同乡会的影响也日趋扩大。
综上可见,经过留日学生的改造,同乡会这种传统的社会组织,犹如一个孵化器,有力地整合了相关资源,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显示了地缘组织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反映了中国特色的近代变迁之路。但是,同乡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组织,它对社会变革的推动是有限的,在随后的发展中,地缘观念阻碍了先进力量的进一步整合,成为中国社会进步中必须要跨越的障碍。
(颜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