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祥忠，1932年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1953-1954年，就读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1955-1960年，留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1960进入外交部工作；1969-1975年在中国驻古巴使馆任三秘、调研室主任；1980-1985年在中国驻古巴使馆任政务参赞；1985-1988年在美大司任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1988-1990年任中国驻秘鲁大使；1990-1995年任中国驻智利大使。

　　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交流基金会理事等职。

　　朱祥忠大使是位与拉丁美洲结下不解之缘的外交官。在古巴，他目睹了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和古美之间的较量；在智利，与“军事强人”皮诺切特有过近距离交往，亲历了极左分子向中国大使馆投掷炸药包的恐怖袭击……在朱祥忠看来，外交官决非仅仅是衣冠楚楚出入各种盛大场面的“头面人物”，他们有时与危险仅一步之遥。

　　“1987年，陪同吴学谦外长访问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对我而言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朱祥忠对记者说，当吴外长一行到达秘鲁首都利马时，他临时坐上了吴外长的“主车”。这段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机场没有举行欢迎仪式

　　1987年6月，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访问了肯尼亚、科特迪瓦等非洲七国后，经停西班牙马德里，转道去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三国访问。时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主管拉美事务副司长的朱祥忠，由北京出发赴马德里，陪同吴外长访问。

　　6月7日中午，飞机到达秘鲁首都利马。朱祥忠说，“当时飞机没有降落在利马国际机场，而是降落在了离国际机场非常近的一个军用机场。仅此一点，就让我立即警觉了起来。”没有整齐的列队欢迎，只见秘鲁外长瓦格纳匆匆把吴学谦外长和翻译接走，中国驻秘鲁大使杨迈低声和朱祥忠说，“我们不进贵宾室了，直接上车进城。”

　　“我看到停在面前的车辆两侧挂着中国和秘鲁两国国旗，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和杨迈大使要给吴学谦外长做‘掩护’。因为这车原本应是吴外长乘坐的主车。”上车后，面对秘鲁司机，朱祥忠和杨迈心照不宣，一路无语。主车前有开道车、后有护卫车，一路浩浩荡荡开进利马市区。朱祥忠看到，每个街口都布置了军用坦克和装甲车，沿途军警荷枪实弹，气氛异常紧张。到市中心后，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在利马城内最豪华的希尔顿旅馆门前，这是代表团原本下榻的地点。但此时车队经过旅馆门口径直前行，待绕了一大圈后，车队最终在海军俱乐部内停住。此时，吴外长已端坐于客厅内。

　　“秘鲁方面和我们使馆先后得到情报，秘鲁反政府组织‘光辉道路’准备制造一起国际事件，将吴外长一行作为‘行动目标’。因此，秘鲁方面提出，从吴外长的安全考虑，代表团改住海军俱乐部，所有访问日程也全部改变。”

　　为保密起见，保留希尔顿旅馆住房。让吴外长换车，早一步离开机场，走近路直达海军俱乐部。

　　朱祥忠大使告诉记者，“1976年国内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外一些‘左派’政党，认为‘中国变修了’、‘资本主义复辟了’，将矛头直指中国。”当时的“光辉道路”组织，就是从秘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极左派，他们搞恐怖活动，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朱祥忠在秘鲁工作期间，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就被炸弹袭击两次，万幸的是并无人员伤亡。

　　“到秘鲁来搞‘地下活动’”

　　第二天，利马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几乎都醒目地写着：“中国外长失踪了！”，当地记者无法找到吴外长采访。此后几天，出于安全考虑，吴学谦在秘鲁的行程也全部改为当日临时决定。吴外长说：“没想到，革命几十年之后，还要到秘鲁来搞‘地下活动’。”

　　朱祥忠对记者坦言：“坐在吴外长的主车上，要说一点儿都不害怕，那是假话。如果当时‘光辉道路’组织采取军事行动，就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去秘鲁前，我对那里不稳定的局势已有思想准备，却没想到最终会出现这种情况。”

　　此后，在会谈中，秘方提出希望我方在新闻公报中谴责“光辉道路”组织。但经磋商后，我方明确表态：众所周知，中国同该组织无任何联系，“光辉道路”问题毕竟是秘鲁内部事务，中国方面不便于说三道四。在得到秘鲁方面的理解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遂在新闻公报中作了如下表述：“在谈到恐怖主义问题时，瓦格纳外长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世界各地出现的这种不健康的暴力行为。吴学谦外长表示，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各国内部事务可以通过国内政策予以解决。”(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