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新加坡,我跟我们的总编辑说,我见了你的同行里最叫人心酸的一位。
还好那天我们没放弃。在敲了一轮门无人应声后,没有转身离去。
大门紧闭,杳无人声,完全不像一个报社所在地。
难道已经停业?可明报周刊不久前才介绍了这份世上唯一还用铅字排版、靠8个老人坚守的中文报纸。
莫非已经搬迁?可门上不明明挂着《光华报》的招牌?
走进哈瓦那唐人街之后的诡异感,这时上升到顶点。
我们是从国会大厦和昔日风华凝结的歌剧院之间,走向唐人街。没走多远就发现已置身地图上的唐人街地区——通常只有西班牙文的路牌上,加标了中文街名。
正午阳光灼热,街景却有些诡异,让人脚步犹疑:还在哈瓦那城中心,怎么街市忽然冷清下来?有零星黑人、西班牙裔和混血男女,三两个中国留学生走过,却看不到当地华人。奇怪的是也没商业迹象,和在纽约、旧金山、多伦多、巴黎见过的商铺餐馆林立的唐人街,完全两种图景。
再往前走到一个街口,热闹些了,马路边几家卖中国货的小店挤满当地妇女,上前一看,店主也非华人,卖些简单日用小商品,却引来那般踊跃。
马路对面,耸起的一座“中国城”门楼很醒目,总算有了唐人街的样子!可穿行其间,诡异感更强烈了:“大龙酒楼”“广州饭馆”“东坡楼”,中文招牌、中国灯笼,装饰得艳俗,门口招徕生意的,都是将旗袍穿得妖艳的西班牙裔女郎,店堂里,黑人在抹桌扫地。想必看见了一双双眼睛里的狐疑,黑人侍应生指着厨房比手划脚:做菜的厨师是中国人!
圣尼个拉街,洁净的步行街,520号,红砖房灰门,当眼球捕捉到董必武书写的“光华报”三个字时,那兴奋可想而知。
开始第二轮敲门,敲得更用力更大声,仿佛敲开这扇门就可解答所有疑问。
哈瓦那街上警察密度很高。我们的异样举动引来警察之前,奇迹般地,门开了,一位个子不高的老人走了出来。
老人递来的名片更让人惊异:“古巴,中华总会馆财政,光华报社总编辑。”
讲广东话的他说,报纸已经停刊几个月了。
走入阁楼式两层建筑,瞬间时光倒流。曾经,一层是排字和印刷车间,阁楼是编辑室。走过一排排铅字盘、一盒盒排字版,像穿越漫长历史;蛛网飘落,墙面斑驳,手写文稿和信封散乱着,印刷机上还卷着最后一张报纸……这冻结在2009年1月4日某个刹那的灰暗空间,让人好像置身于博物馆,或是一个古老废墟。
窗外透进的日光微微照亮进门处的小办公室,现在老人的“留守”之地,室外墙上有繁体的“天下为公,世界和平”,门上高处悬着两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我后来回过神:这两个景象其实无意间概括了20世纪以来古巴华人和中文报的历史)。
午餐时间了,邀老人去“饮茶”,他带我们来到同条街一家开在二楼的中餐馆。请他点菜,他要了菜肉炒面,很快吃完一大盘。忽然明白很瘦弱的老人应该是饥饿的,因为断断续续的谈话里我们知道了:78岁的他在50年代初从广州一农场来古巴投靠父亲,“机票太贵了”,至今没回过乡;现在他没有收入靠儿女接济,儿子已去美国谋生;当地人每月可用粮票买到6磅平价口粮,缺口部分要靠黑市,而一般人的月收入是10美金左右。结账时把未动过的一盘鱼打包给老人当晚餐,他没有拒绝。
在报社门口告别,谦和寡言始终平静的老人说:欢迎再来!
哈瓦那唐人街曾有5万华人拥多个街区,是全美洲规模最大的唐人街。如今不算混血,地道识中文的华人只剩200余个,大部分年过70。最繁盛时哈瓦那有4种中文报纸,1928年由左派人士黄淘白创立,停刊前印500份的《光华报》,由日报至周报,由两三周出一期至关门,正是五六十年代以来古巴华人社区由盛转衰的缩影。
明报周刊这样描述:当年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由贫困的中国南方不远万里跑到繁华的哈瓦那,却意想不到,在他乡追求安稳生活的美梦因1959年革命胜利私产公有而画上句号。命运仿佛跟他们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很多华人离开了古巴,离不开的也大有人在,被困在一个凝住的时空里进退失据,他们只能靠回味往昔度日同时垂垂老去。
最后一期《光华报》4版,头版头条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给古共总书记菲德尔祝贺古巴革命胜利50周年的贺电全文,其他是关于中国的短新闻和一些会馆通告,其中一则说“现在每逢星期三放映祖国电影或纪录片,请侨胞们留意”。第二、第三版是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和社团消息,最后一版照例为西班牙文。
从半个地球外回到新加坡,我跟我们的总编辑说,我见了你的同行里最叫人心酸的一位。
这说法或许并不正确?无力选择命运的落寞老华人们,以超越常人的坚忍执着做了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有深深的无奈,然而无怨无悔?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