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海归”

　　“留学”对于很多学子来说，是一段学识提升的经历；而“海归”，则是每一个有着家国使命感的中国人的终极选择。

　　吴有生，这位改革开放后无锡最初的一批“留学海归人员”，用他的“海归之路”给我们叙述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同时也以他的理想、信念向我们揭示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品与风骨。

　　需要补充的是这样一段情节：

　　1984年10月，英国伦敦布鲁纳尔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正在进行中。

　　“我注意到了，您这儿写的‘献给我的’后面是‘祖国’，而不是一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名(外国人习惯把亲人或父母的献词写在扉页)，是吗？”答辩委员会主席雷诺斯教授看着吴有生博士论文扉页上的一行英文字，亲切地问道。　　

　　“是的。”

　　“你打算留在英国吗？”　另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史密斯博士试探着问。

　　“不，谢谢。在国内，我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研究。”吴有生礼貌地回答。

　　“您的祖国会为您感到骄傲的！”也许是被眼前这名年轻学子的拳拳爱国心深深打动了，雷诺斯教授主动站起来与吴有生握手致意。比绍帕教授和普赖斯教授也对吴有生即将离开深感惋惜。

　　就在吴有生回国前夕，702所所长顾懋祥收到了比绍帕教授热情洋溢的来信。“我们即将失去吴有生，而你们却将重新得到他。当你看到他的论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一篇杰作，它表明吴有生是水弹性力学与船舶力学的一流专家。”

　　回国前，吴有生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了6个当时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度传感器，准备回国做实验用。

　　这段故事是记者在互联网调阅吴有生的经历时查到的，但当记者向吴院士提及此事时，吴院士表示，大家都知道的事就不用旧事重提了。不过，作为采写这个海归专题的一个主旨，这个细节是难以省略的，所以把它仍然贴在这里，由此来见证这位老知识分子的拳拳赤子之心。

　　A、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科学春天

　　1959年，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当时郭沫若是我们的校长，钱学森任我的系主任，钱先生的为人与治学风格给了我很大影响。今年中科大建校50周年之际，我还专门写了一篇回忆亲受钱学森先生教诲的文章。当时我的很多老师都是解放初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国的。

　　1964年我到清华读研究生，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但没想到毕业论文研究没完成，文革就开始了。我的导师杜庆华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生被称为修正主义苗子。结果，学业完全停止，在混乱中过去一年多后，我们就算毕业离校了。

　　1968年4月初，我被分配到了位于无锡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702所)。当时所里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一名刚到单位的新人，我很庆幸没有卷入。别人抓革命，我就促生产，当时一心就想搞技术业务。在无锡的山坳里做了半年多的研究，到12月我又被安排到当涂丹阳湖农场去劳动锻炼，围湖造田、种庄稼，接受“再教育”。一年后回到无锡，这时我格外珍惜这里的研究条件，在三面环山、一面朝湖的山坳里做船舶抗水下爆炸研究，研究结构与流体的相互作用。1972年到1976年，我又多次到大西北戈壁滩参加了一系列核效应实验。

　　1976年我在西北做实验的时候，传来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当时大家高兴的心情就不用提了。文革中，知识分子是再教育对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我们感到自己终于“解放”了，确确实实体会到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那种欣喜与激动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体会的。我始终觉得，从1978年到现在，这30年是决定了我本人命运的30年，搞科技的人可以全心全意地从事自己的所热爱的事业，国家也非常重视科技和人才。

　　也就是从那时起，国家开始选派人才出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