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梁秉堃
1978年12月，党的11届3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此一个个春的故事开始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广泛传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至今，已经整整30周年了。从那时起，个人变化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在一起，我们已经和永远都会牢记这些在中华民族发展拐点中的人文事件。
两篇反差很大的文字
首先，请读一篇1968年发表在《文艺革命》杂志上的文章——《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曹禺是个什么东西？早在30年代曹禺就抛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极力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他是一个老反革命；抗战期间曹禺又炮制过大毒草《全民总动员》、《蜕变》鼓吹蒋该死‘德高望重’，‘廉洁奉公’——他是一只蒋家门楼的叭儿狗；抗战胜利后，曹禺炮制过大毒草《桥》，把美帝所豢养的‘奴才’美化为能救中国的优秀分子，向美帝献媚取宠。后来，又投入美帝的怀抱，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是崇美、亲美的洋奴；解放以后，曹禺又炮制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等大毒草，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尤其是《胆剑篇》恶毒以极，它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猖狂地叫喊，‘要揭地掀天，将今日的乾坤倒翻！’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为蒋该死反攻大陆呼风唤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御用文人。总之，曹禺从30年代到50年代，一直利用戏剧进行媚蒋亲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老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开’(即敌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和解放后时期都能吃得开。——引者)人物，一句话，曹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这里，还要特别加注一段曹禺自己的话。文革结束以后，他在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采访中说：“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改。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惩罚、侮辱，那就不大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赵浩生问：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也许，这段自白更能道出事情的真实性和深刻性，那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你的精神扼杀，使你真正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自然是更加恐怖可怕的，更加难以忍受的。
其次，请再读一篇1996年关于曹禺的终生评价，即悼词中的文字——“1934年，曹禺名著《雷雨》在《文学季刊》上发表；1936年，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其青年时期就渴望光明，追求真理，这三部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雷雨般的激情和精湛的艺术，批判旧的世界，呼唤新的社会。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而且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抗战期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先后创作了：《蜕变》被誉为十大抗战剧作之一；《北京人》被誉为是他的创作高峰；《家》被誉为是改编剧作的典范。解放后，他又创作了《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他的剧本，半个世纪以来被翻译为英、法、俄、日、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文字；并在美国、苏联、日本、越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过。曹禺作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著名戏剧大师、现代话剧的奠基人，和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对我国文学艺术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此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业绩必将永垂青史！”
这里，也加注曹禺在大难不死之后写的一首短诗：
“我看见了太阳，园园的火球从地平线上升起／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
同样是一个人，同样是那些事，相互比较，几乎勿需多加一字，就可以看出是有多么样的南辕北辙、黑白分明、天渊之别了。这不能不让人想起，1979年的首都文艺界元旦会上，胡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的领导人，请有关负责人郑重宣布——文艺界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根本没有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他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抓辫子，戴帽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管教所”，建立新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写到此处，笔者忽然想到——前一部分文字不正是“管教所”的表现吗？而后一部分文字不正是“新关系”的表现吗？让这两部分文字都来见证30年来，中国通过个人之变、生活之变、社会之变，所表现出来的宏大和精彩的奇迹吧！
《茶馆》的死里复生
在文革当中，北京人艺的剧目《茶馆》，已经被批判到了“满身伤痕”、“臭名远扬”的地步。记得，每次全团(那时“北京人艺”被迫改名为“北京话剧团”，据说“剧院”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名称)大会上，“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开口闭口就是一句话：“你们这伙子人吃饱了能干什么啊？我看也就是演演大毒草《茶馆》！这就是你们的看家本事。对不对呀？反动不反动呀？啊——？”那么，《茶馆》的主要“罪行”是什么呢？即对社会主义社会不满，宣扬“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动员已经埋在土里的古人钻出来，展示“怀旧”、“低沉”、“伤感”、“发泄”。有人说，剧中的资本家秦二爷是站在台上，公开煽动台下已经被合营的工商业者，起来反对政府社会主义的改造进行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更有甚者，把剧中结尾处的“三个老头撒纸钱”，批判成“反动之中的反动，反动透顶”。因为三位老者总结自己的一生，发发牢骚，骂骂大街，就是公开表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满，乃至仇恨。于是，理所当然地应该把《茶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就是这样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戏，竟然被剧院当成了经典剧目、保留剧目。为此，当时赐给剧院的一副“革命”对联是——上联：“庙小妖风大”，下联：“池浅王八多”，横批：“封资修大全”。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下，1979年《茶馆》得以重见天日梅开二度。老院长曹禺动情地说：“《茶馆》是老舍先生1957年写成的。我记得读到《茶馆》的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了好作品的心情。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灵活现，勾画出了戊戌政变后的整个中国的形象。这四十来分钟的戏，也是可以敷衍成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手笔。……《茶馆》与它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令人痛惜的是，当我们今天再次把这瑰宝奉献给人民时，老舍先生和导演焦菊隐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