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金良

　　楼上大哥

    楼上大哥姓季，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人，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同事，住平房的时候就在一个院子里；后来搬到楼房，还是邻居，我家二楼，他家三楼。二楼的新邻居中也有一位大哥，姓纪，两个姓氏同音不同字，叫起来都是“季(纪)大哥”，不好区分。尤其是当我在家里提到他们的时候，往往很费口舌。于是，我很快就给两位大哥划清了界限，季大哥叫楼上大哥，纪大哥叫隔壁大哥。姓氏一律省略，平时无论跟谁见了面，自然就把“楼上”或“隔壁”这样的字眼也去掉了，就叫大哥，省事，也亲热。

　　楼上大哥那个年龄的人，大都插过队，可是他没有。他是独子，别人都插队，他进了工厂。十几岁开始学徒，到20多岁就是年轻的老师傅了。楼上大哥人长得漂亮，高个，白净脸，腿长腰细，肩宽腹平，眼大有神，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一副精明干练亲切和蔼的模样，按现在的标准，那就是帅哥了。他20岁出头就结了婚，那时候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消灭小三”，他“消灭”了小三，保留了老二，年纪轻轻就有了两个儿子，很是令人艳羡。因为要求进步，楼上大哥30出头就转了干，当厂里的团委书记。他后来跟我说，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爱上古玩玉器了。

　　楼上大哥的父亲，我们称之为季大爷。这老爷子做过一件很糊涂的事，让人至今提起来都心疼不已。

　　40年前，正是“破四旧”闹的最凶的时候，季大爷从北新桥委托行买回来两把椅子。他是木匠出身，回家把这两把椅子拆了，大点儿的木料做了木工用的刨床子，小一点的做了裁口刨床子和曲尺。家父当年下放到干校，分配在木工班，就曾跟着季大爷当学徒。季大爷拆椅子做的那些刨子，还送给家父两只，至今还在。到了80年代，才听家父说起，那两把椅子是紫檀木的，很值钱，当初季大爷只花了三块钱就给买回家了。买回来不敢摆着，因为那叫太师椅，是“四旧”，要不人家也不会卖，要卖也不会只卖三块钱。人家不敢留着，季大爷当然也不敢留。买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拆了做别的用项。这件事后来被楼上大哥屡屡提及，每次都是痛心疾首，说他父亲“糊涂”。其实那也不是季大爷糊涂，当时情境下，谁敢堂而皇之地使着一对太师椅？那纯粹是找病！紫檀木做刨床子，的确是明珠暗投，那也是它们生不逢时，不能怪季大爷。

　　楼上大哥爱上古玩的因素很多，最直接的就是这紫檀木：80年代初，他的一位同事要结婚，那时候结婚买家具不像现在有钱就成，还要等“家具票”，也贵。于是很多人就自己打造家具，如沙发、大衣柜等。这位同事要做木工活了，知道楼上大哥的父亲是老木匠，于是跟他借家伙。楼上大哥就把家里的木工家什一古脑搬了过去。第二天上班，那位同事对他说：您那些家伙什可够金贵的！原来人家家里有懂行的，一看这套家伙，锯架、刨床子、曲尺、连推刨子的推手都一律是紫檀。好么，鲁班爷手艺高，他的家伙什也不能这么奢侈吧！楼上大哥这才知道紫檀值钱。那位同事大概有点家学渊源，由紫檀家具讲到书画玉器瓷器漆器，楼上大哥听得半懂不懂的，就是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有点年头的东西都可能值钱。他文化不高，多年以后跟我提起当年事也直言不讳：没那么些高雅的动机，就是因为知道古董值钱，真有弄这东西发财的，就慢慢入了门。

　　入门以后才明白不能光看见钱，真正喜欢上一种东西，到了入迷的程度，金钱就在其次了。

　　虽然是老街坊，毕竟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楼上大哥迷上古玩的事，我是90年代才知道的。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周末碰到从外面匆匆回家的楼上大哥。和他打招呼，他会驻足跟我聊上几句，无非是问我在忙什么，最近又写了些什么之类的。我也顺口问他去做什么了，他总是说：嗨，休息没事，到潘家园转了转。我未以为意，根本也不知道潘家园是个什么地方。往往到此为止，就招呼一声散了。每次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对话，我也就记住了潘家园这个地名。但它在北京的什么方位，我当时不甚了了。我是过惯了上班下班、悠闲宁静的懒散日子的。平时除了应酬，很少到处逛。北京的很多地名于我都很陌生，也无心打听。

　　直到有一天，见楼上大哥用自行车驮着一件破旧的老式梳妆台回来，我才知道他在弄古玩，也知道了潘家园有一个古玩城，许多商贩和玩家在那里圆自己的梦，也在那里骗人和被人骗。“骗人和被人骗”，这是我根据楼上大哥对那个地方的介绍得出的结论。他听了我的结论，一笑：你说得没错，你要是没长眼，肯定挨骗。

　　就从这次聊天以后，楼上大哥开始动员我和他一起弄这些“破烂”——这是我当时对他鼓捣的东西的“昵称”。他说：你有文化，又有闲工夫(我当时在报社当编辑，不坐班)，还能挣稿费，这三个条件太适合搞古玩收藏了。不玩玩这个，真是可惜了。我说：我这人心浮气躁，喜欢天南地北风花雪月，沉不下心来研究这些。倒是有几位朋友也喜欢这些，我可真是没兴趣。劝了几回，见我始终提不起兴致来，他便也灰了心，不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