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天晚上，楼上大哥忽然来找我，很神秘地拿出一个用红丝线拴着的东西。我接过一看，大约5公分见方的一块“石头”(后来知道那叫“玉”)，中间有一个贯通的洞，四面刻着花纹。仔细看，那些花纹依稀是各种野兽的轮廓和装饰线条。线条粗砺、造型古朴，还“锈”迹斑斑的。楼上大哥伸手指着那几块“锈”，说那叫“土沁”。石头埋在土里经年累月，土都“沁”到石头里去了，你说有多么古老吧！我拿在手里把玩了几下，没看出什么名堂，又递还给他：“什么啊这是？”

　　“这叫‘琮’。”楼上大哥见我一脸茫然，兴致勃勃地解释：“这东西少说有两千多年了，是古代的一种祭器，也就是神物。你看，内圆外方，象征天圆地方；这刻的图案，是那时候的生产方式……”这不伦不类的解释当时还真把我唬住了，我艳羡地望着他，赞道：“这么古老的玩艺你怎么淘换来的，值不少钱吧？”一听这话，楼上大哥的眼神黯淡下来：“还了半天价，五千五买的。你认识人多，帮我找个内行给长长眼。”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是游移，我看出了他的忐忑，同情地问：“你不是有不少这方面的朋友吗，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我还真有点儿没主意了。”行话，“对”和“不对”就是真假的意思。

　　我想说，钱都给人家了，没主意也晚了。见他心神不定的样子，没忍心。改口答应他：“我有个好朋友，他父亲是专家，哪天领你去问问。”他顿时来了精神：“别哪天了，现在吧！”

　　看来不答应他，他晚上都没法睡觉。我只好给好朋友朱兄打电话，说了我的要求。朱兄倒也爽快：“要来就快点，老爷子睡觉早。”

　　朱兄那时在一家报社当副刊部主任，熟悉明、清史，学养深厚。他父亲是外经贸大学的退休教授，解放前就好古玩字画。

　　我们一进旧鼓楼大街前马厂胡同朱家的房门，楼上大哥就被那满屋子古色古香的氛围给镇得话都不敢说了。他是好几个月以后才跟我说当时的感想的：“好家伙，翁同龢的团扇面就那么随便挂着，你就说人家的底子有多厚吧！”至于那个“琮”，老爷子根本就没上手，瞥了一眼就摇头：“这是新活儿，甭管多少钱拿的，您留着玩儿得了。”楼上大哥的脸当时就灰了，灰中泛白，很是瘆人。我在一旁看着，心里暗自发誓：打死我也不弄这玩艺！就算有钱，也丢不起这人、现不起这眼。

　　没想到真应了那句话：无志者常立志。我发誓不弄的“玩艺”，也让我鬼使神差上了一次当。

　　汪爷

　　说“鬼使神差”一点不假。那年春天，我应邀到西柏坡给业余作者讲课。这次活动规模不小，学员五六百，“老师”七八个，西柏坡宾馆根本住不下，大部分学员被动员住到了当地老乡家里。散住在老乡家里的学员们带去了一个信息：连老师带学员，来的可都是“文化人”。于是，第二天起，宾馆附近就来了很多携着大包小裹的文物贩子，一溜排开十数个地摊，来淘金了。

　　我们这几个“老师”没一个懂行的。不懂行不可怕，可是偏偏有一个可怕的假行家——《当代》文学期刊社的副主编汪兆骞先生。汪先生是发现并培养作家王朔的第一人，并且出了一本专门写王朔的书：《侃爷王朔》——王朔跟汪兆骞叫汪爷，汪爷的这本书也就起了这么个名字。因为和汪先生是老朋友了，我也就不拘长幼，仿着王朔的口气称汪先生为“汪爷”。

　　那天吃罢早饭，在西柏坡宾馆门前的广场上溜达。忽然听见汪爷叫我，循声看，不远处的地摊前，他和作家陈忠实人手一只小碗，正满怀希望地冲着我笑。我走近去，陈忠实把手里的小碗塞给我，转头冲着小贩子，用他那不紧不慢的陕西腔说：“来了一个识货的。”说完朝我眨眨眼，袖手站在一旁看闲篇了。小贩子还没说话，汪爷先小声开腔了：“你先别言语，我看这东西是真的，咱俩一人买一个，好跟他们还价。”陈忠实授予我“识货的”头衔，我当然明白他是开我的玩笑，顺便也“震慑”一下小贩们。我不好戳穿他，便假充内行地举起手里的碗，冲着太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