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追星

　　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从未缺席。他们用赤子之心、报国之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祖(籍)国的繁荣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陈嘉庚“即便倾我所有，也要确保厦大的正常运转”的誓言，“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抗日提案，“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由衷断言；南侨机工冒着枪林弹雨和死亡威胁运送抗战物资，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史诗，一组组人类历史上璀璨的精神群像；华罗庚赋诗言志：“白头献给现代化，民不康阜誓不休。为党随处可埋骨，哪管江海与荒丘。”……这些具体鲜活的故事，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和淡泊名利的清廉品格，无不让我们为之动容。

　　爱国——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先辈们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工业救国、实业救国、武备救国、交通救国、航空救国，甚至学法救国的志向走出国门。周仁“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唤醒沉睡的祖国”，冼星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不振的中国”，被誉为“大师们的老师”的赵忠尧尝试了多种救国道路——鲜有人知道，著名的“中华牌”铅笔出自他联合友人集资创办的“长城牌”铅笔厂。

　　正如李公朴先生1938年为“衣联会”五周年纪念特刊题词中所写：“远离祖国的人格外知道祖国的可爱，对祖国的爱护也是格外的真挚而热烈。”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在日记中就写道：“……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白雪娇瞒着父母，应征南侨机工，留下家书：“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我的力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苏步青“要回到祖国，用我所学为祖国服务。”郭永怀为避免美国政府以“携带敏感资料”为由阻挠回国，在送别野餐会上当众烧掉了自己的手稿和科研资料，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王承书回忆说：“当初，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渥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

　　共同的心声呼唤着海外赤子：“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余国琮婉言谢绝美国著名学术期刊主编的约稿，回信说，“中国学者的论文愿意发表在中国的学术杂志上。”沉浸在“给自己做事的幸福”之中的陈能宽要为中国“写篇大论文”，从此他们隐姓埋名……

　　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虽然梁启超对他的直接影响较少，但“爱国”这一课，他不曾落下半节。

　　伉俪院士何炳林、陈茹玉拿出多年的积蓄设立了奖学基金，评奖的首要条件是“爱国”。在接受采访时，何炳林强调：“一个不爱国的学生，我们培养了做什么用？”

　　爱国，是侨界先辈的精神底色，也是我们今天立德树人的第一粒扣子。

　　奉献——把生命熔进国家需要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面对同事的质疑，钱学森深情而坚定地说：“回到祖国去，我做什么都行，只要祖国需要。如果种苹果树是唯一报效祖国的办法，我会毫不犹豫地去种！”

　　严恺担起治水苦差事，为了“看到江河安澜、百姓安康，再苦也值得。”时年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体重减了11公斤——他要“将这血肉‘补’在导弹上，成就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邓稼先曾言：“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只为国家需要，徐光宪一生改变了四次研究方向，使稀土成为中国战略利器；闵恩泽一生四次转行，“燃烧自己，照亮能源产业”；张存浩三次转换科研“赛道”，每次都是竭尽全力、尽善尽美；周光召三次放弃自己专注的科研事业，是杰出的科技界领袖；王承书三次“我愿意”，肩负起国家重托……

　　侯德榜以一己之力掰开了西方列强紧紧掐住中国脖子的手，一生中至少有两次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纯碱制造》“给全人类打开了制碱工程的秘境”，“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

　　王淦昌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入党，可以多做工作；不做工作，没意思；安度晚年，我不高兴；享福我更不喜欢。我喜欢这样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95岁的李桓英，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实现了自己的精神夙愿，她说：“入党也和科研一样，都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为国家服务了快60年，现在觉得自己可能合格了。”

　　对于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能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全部力量。从而，一定要“争一口气”，“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让别人不敢轻易碰我们”，让“中国得要‘算’”，让中国人民“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他们胸怀宽阔、勇挑重担、甘为人梯、谦逊朴实、高风亮节。钱三强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而他却更愿意是“卵石”“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杨石先自述：“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为祖国兢兢业业地工作，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没有谋取私利，没有虚度光阴。”他鼓励年轻人要敢于超越老一辈科学家，学生中有15位成为院士。何炳林说：“我很尊重杨校长。他怎样教我，我就怎样教我的学生。”

　　杨承宗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捐了自己的遗体——“我吃了一辈子放射线，却还能健康活到100岁，肯定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朱宪彝的“四献”，完成了“医学家最后的归宿”，为后世留下一笔关于爱、责任和奉献的巨大精神遗产。

　　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清廉——一尘不染的风骨

　　庄希泉变卖家产以解党组织的燃眉之急，自己却一日三餐喝稀粥吃咸菜——他“永爱中华心向党，九死未悔志不移”。

　　张国基多次谢绝组织上按规定配备的秘书、服务员、专车和旧房修缮等待遇，坚持住在30平方米的普通居民宿舍，坚决不同意用海外学生寄来的寿金为儿子整修破旧的住房，只为子孙留下“9 颗牙齿”做纪念。何泽慧对科学的“讲究”与对生活的“将就”形成鲜明对比，坐班车上班一直到92岁。柯俊“不唯上、只唯实”，在耄耋之年仍骑着二八式旧自行车穿梭于实验室与教室之间。

　　左权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面对国家给的工资待遇，瞿独伊和丈夫觉得“不够格拿这么多钱”，主动要求降低一些，并把所得稿费绝大部分都交了党费，还自费购置记者站所用的收音机和照相机等。吴孟超总是想方设法地减轻患者负担——“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在一期央视《面对面》节目，针对“捐钱”引起的关注和记者的追问，叶嘉莹毫不掩饰她对金钱的轻视——尽管早年生活困苦、靠辛辛苦苦教书才获得丰厚收入，她直言“这些人很无聊，这些人眼里只有钱”，随后不愉快地说：“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

　　在钱学森的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也“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但为“证明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笨”“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一起，被列为新中国成立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激动极了，甚至整夜睡不着觉！他不同意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他说：“如果人民认为我钱学森为国家做过一些事的话，那就是对我最高的奖励。”

　　李政道评价朱光亚“在‘两弹’的研制中是科技众帅之帅”，他自认为“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有人称赞周光召对“两弹”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却说：“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同样地，彭桓武为我们留下了“集集体”的故事；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即兴赋诗“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能数理化成功”。王应睐担任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组长，要求“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要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自己不在任何一篇论文和成果上署名。郭慕孙不接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坚持认为“工作是大家做的，甚至是两三代人完成的，成绩和荣誉不能记在我一个人身上”。FAST(五百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后，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南仁东说道：“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把千万人二十多年的努力在这一两分钟里说完。”

　　这种淡泊与清醒，弥足珍贵。

　　…………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他们用一生书写出浸润着中华文化、饱蘸着中国精神的大文章，化作了宇宙间闪耀的星辰。让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一起追星——

　　把家国情怀浸入骨髓灵魂，

　　将个人理想融入复兴伟业，

　　以干净担当擦亮人生底色。(李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