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日本知己梅屋庄吉：一直慷慨援助孙中山(3)
四 甲午一役唤起四千年大梦
在梅屋庄吉的故事中，存在着另外一种中日关系。那种一衣带水、相互扶持的情谊。很多年中，它几乎被战争与仇恨遮蔽了，但梅屋庄吉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证明了它存在的价值和可能性。中日人民，并不是天生的敌人。
甲午战争，打破大清帝国的大国之梦，开始放下身段向外国学习，此时最重要的学习对象，已不再是西方，而是这个曾经被视为“小兄弟”的日本。以敌人为师，是中国在历史蜕变中必须过的一关，“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精英不再相信洋务新政‘跛足现代化’，不再相信主观拣择趋利除弊的浪漫设计。知识精英经过这场刻骨铭心的失败后对日本五体投地，以为日本人不畏艰辛脱亚入欧才是学习西方、走向现代的正道。” 中日之间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倒置，中国由文化输出国变为文化输入国，形成了“文化反哺”现象。对此，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他著名的《幼学篇》中已经言明：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我们很难想象，甲午战败后的黑暗岁月，居然成了中日交流的高峰时期，包括参与甲午战争的重要日方将领川上操六任校长的东京成城学校等，都成为接收清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处。在这所学校的学生队列中，站着后来担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民国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还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
他们“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作为老师的日本，被鲁迅定格在藤野先生的形象上：“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而大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一批即将决定中国历史和文化未来走向的年轻学子在日本的港口络绎上岸，他们是：陈独秀(1901—1903年，东京成城学校)，王国维(1901—1902年，东京物理学校)，蒋百里(1901—1906年，日本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陈寅恪(1902—1905年，东京弘文书院高中)，廖仲恺(1902年始，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汪精卫(1904—1907年，日本政法大学)，鲁迅(1904—1909年，弘文学院、仙台医专)，秋瑾(1904—1906年，青山实践女子学校)，蒋介石(1906—1911年，东京清华学校、振武学堂)，周作人(1906—1911年，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李叔同(1906年，入东京美术学校)，李大钊(1913—1916年，早稻田大学)，郁达夫(1913—1922年，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郭沫若(1914年，入九州大学)，周恩来(1917—1919年，明治大学)，邓子恢(1917—1918年，早稻田大学)，张闻天(1920年留日，学校不详)……
19、20世纪之交，在日本狭小的空间内，拥挤着来自中国的几代革命家(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周恩来、张闻天……)和几代文化巨匠(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李叔同、郭沫若……)。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这里已经隐隐地现出雏形。
在一个故事的结局里，埋伏着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这些操着不同口音的清国留学生，在上野公园相聚，仰望西乡隆盛的铜像，感慨良多。日本之强盛，故国之落后，给他们形成强烈的刺激。有人记述他们见面的心情时说：“相见时，话异国文明，动故乡观感，每至泣下数行。” 一种羞辱感在他们的心中郁积，日本的民权思想，也使他们的民族意识一天天地激昂起来。
而他们置身的日本，成了他们的造梦空间。那里鱼龙混杂，有他们未来的敌人，也有老师和诤友，比如梅屋庄吉、宫崎滔天、尾崎秀实、内山完造……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说，不要忘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有那样热爱中国人民的日本朋友。
中国与日本在近现代时空里的遭遇，复杂、纠结，有太多的痛苦，也成就了太多的传奇。甲午战争开启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但另一方面，日本也成为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跳板，后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甲午战争，成为激发中国人自强的“黑船事件”(不同在于，中国并未走上霸权之路)，成为后来许多重大事件的源头。梁启超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对甲午战争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五 与梅屋庄吉所拍纪录片相遇
梅屋庄吉拍摄的那部纪录片，如今就沉睡在中央电视台旗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的胶片库中。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部甲午战争纪录片(《历史的拐点之甲午战争》)，正是由“新影”(集团)拍摄的(播出频道为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
几年前，我担任纪录片《辛亥》总撰稿，在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调看了这部影片。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它和梅屋庄吉的关系，更不知道它的第一位观众，竟然是孙中山本人。
我们以为历史已经走了很远，却突然发现它就停留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伸手可及。
胶片在放映机上缓慢转动，带动着历史的映像，一格一格地重现。胶片不像时钟那样带走了时间，相反，它留住了时间，让我看到了时间的停滞乃至循环。在移动的黑白图像间，死去的人们重新复活，同时复活的，还有梅屋庄吉那双打量中国的眼睛。
他的那双眼睛里，隐藏着时代变换的秘密。
祝勇：作家、纪录片人。出版新作有《故宫的隐秘角落》，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