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汤念祺
张孝祥是南宋前期政治家和著名词人，写有不少脍炙人口的词篇。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灭亡不久而南宋又岌岌可危的时期。在南宋150余年的历史中，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基本离不开抗战与主和这两种主张，张孝祥23岁中进士第一名，从政凡15年，他的政治态度如何？官修的正史把张孝祥说成一个圆猾的两面派。《宋史•张孝祥》称：
……渡江初，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
而且，史官在传后的“论曰”又再次强调“迨其两持和战，君子每叹焉”。由于论出自盖棺定论的正史，故对后人看法很有影响。直到近代，《中国人名大字典》在介绍张孝祥生平时，竟原封不动抄上了《宋史》本传中的评语。
其实从有关张孝祥的谱传和他的《于湖居士文集》中序跋诗文来看，张孝祥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主张收复失地的，而并非《宋史》所云“两持其说”。
张孝祥生于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在他出生前五年即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同年五月赵构称帝临安建南宋。张孝祥出生时，南宋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金兵气焰仍很嚣张。宋人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载：“绍兴初年，金人寇和州。(张孝祥)随父渡江居芜湖升仙桥西。时公甫数岁”。据史书载，金兀术于绍兴十一年春入侵淮南，张孝祥随父渡江避乱时正好十岁，这对他不可能没有影响。他的伯父张邵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人，在出使金朝时因不愿屈辱投降，竟被金人囚禁达十年之久，在当时很负名气。他的父亲也曾被投降派头子秦桧陷害入狱。国恨家仇系于一身，对张孝祥后来登上政治舞台力主恢复当不无影响。
野史《宣城张氏信谱传》不同意《宋史》本传的说法。作者在谱传中曾大声为张孝祥辨护：
公始登第出思退之门。及魏公(张浚)志在恢复，公力赞相，且与敬夫志同道和。魏公屡荐公，遂不为汤思退所悦。或因公召对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等语，谓公出入二相之门两持其说，岂知公者哉！
其实，张孝祥在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就鲜明地站到了主战派的大旗下。《宣城张氏信谱传》谈到了一件《宋史》本传所没有收录的一件史实，很值得注意：
绍兴甲戌，廷试擢进士第一，时年二十有三。……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时公……犹未官也。秦相尽忌之。
这无疑对秦桧是当头一棒。“谤”岳飞者，秦桧也。请表岳飞忠义并要求昭雪“播告中外”，更是在揭露秦桧的罪状。岳飞是主战最积极的将领，秦桧为铺平投降道路，才设计陷害，而张孝祥以“未官”之身，挺身而出为抗金名将岳飞呼冤，这在当时不仅需要胆量，也反映出他的立场是何等鲜明。他反对秦桧，在《宋史》本传中也有曲晦的反映，如他劝赵构“总揽权纲，”并请把秦桧为相期间所修日历详审是非，黜私说以垂无穷，矛头都是针对秦桧而言。谱传载他与秦桧之孙秦埙同榜同朝却“不交一言”，这并非仅仅说明他“刚正不阿”，恰恰说明他一直是反对秦桧的。《宋史》本传也谈到他拒绝主和派大臣的“请婚”，同样表明了他对投降派的憎恶。汤思退是主和派大臣，唯秦桧马首是瞻。在廷试中竟然把不学无术的秦埙列为第一，最后还是由赵构亲自改为张孝祥第一，由此亦可见一斑。张孝祥虽出自汤思退门下，然而主战主和两不相容，他自然也愈为汤思退所不悦。但由于张孝祥的才干，汤思退在早年是极力拉拢以为己用的。张孝祥从大局出发亦曾希望汤思退能够与主战派合作，共图大计。但汤思退因主战派张浚屡荐张孝祥，故而极为不悦，开始不断对张孝祥加以攻击。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巧合：张浚罢官，张孝祥即落职；汤思退遭贬，张孝祥则被起用，这岂是“出入二相之门”！？如果把张孝祥“二相当同心戮力”，以图“恢复”的主张看成是“出入二相之门”，这真是皮毛之见了。
翻开四十卷《于湖居士文集》，亦未见其有一字言和。集中所收秦议不少，如《论先尽自治以为恢复札子》、《论先备札子》、《论涵养人才札子》、《论治体札子》、《论谋国欲一札子》、《论用才之路欲广札子》、《论卫卒戍荆州札子》、《赴建康画一利害》等等，均谈有关恢复措施建议。文集中所收奏议约30余篇，无一篇谈及和议之事。其中与谈有关恢复建议的占全部奏议三分之一强，至于书札中提及恢复的则更是触目可见。可见张孝祥所有言论行事都主张恢复失地。他关于恢复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先尽自治以为恢复札子》的奏议中，他用八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恢复”主张，即“益务远略，不求近功”。所谓“益务远略”是“尽舍拘变，扫除积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当为者”；所谓“不求近功”即为“多择将臣，激励士卒，审度盈虚，踌躇四顾，不见小利而动，图功于万全而已”。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是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的。南宋以来多次北伐，收效甚微。张孝祥曾一针见血的向赵构指出过：“……靖康以来惟和战两言，遗无穷祸，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由此可见，张孝祥既反对屈辱求和，也不赞成毫无把握的轻兵冒进，而是主张扎扎实实地收收复失地。如果因此指责他“两持和战”，岂非迂腐之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孝祥不仅反对秦桧等人的投降政策，而且对南宋最高执政赵构因循苟且的姑息政策亦极为不满和愤慨。他在《代得居士与叶参政》一文中曾入木三分地抨击了赵构的投降政策：
“窃谓朝廷狃于和议将二十年，小、大之臣以兵为讳，军政不修，边备阙然，长淮千里，东南恃以为藩篱者，一切置之度外，而彼犬羊之聚，麈凶啸毒，未尝而忘我，自去春榷场废，朝廷始耸然，知虏意之所在，将深图之。而上下议论或未然，一日复一日，又至于今”。
文辞沉痛，且对投降派论调深以为恨，这岂是一个“两持和战”的人所能讲出来的！张孝祥不但明确主张以恢复为国策，而且详尽地提出了种种的具体措施。他首先认为决策大臣的团结是迫需解决的关健问题。他主张“二相当同心戮力”，在《谋国欲一札子》中力陈“谋不为一之患”的重要性。宋、金符离之战前，淮西诸将李显、王权等不合，他分别给诸将写信，苦劝二人“专图国事，尽去私心”，“以翦穷寇，以复境土”。后来这场本为稳操胜券的战争，终因将领之间的不和而宣告失败。可以说内部不团结是南宋北伐屡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张浚、韩侘胄等人的北伐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张孝祥的正确识见并未受到赵构的重视，当然也更不会为那些专营私利的将领们所采纳。张孝祥主张恢复，不赞成急求“近功”。在他看来，恢复大计的第一步不应当是无准备、无把握的仓促用兵，而是应该切切实实整顿内部、打好基础。他非常反对唱高调，对此他提出了很多政治革新的建议，例如广取人才、赏罚分明、裁减冗吏、节约开支、盈蓄储仓、修整甲仗、广置军马等，可惜这些有关恢复大计的具体措施很少为赵构所采纳。在他出任地方官时，还曾亲自督建万盈仓以储漕运，修甲仗库以备军需。但在主和派的掣时下，这些措施也并未真正发挥作用。所以，张孝祥迫切希望出现的“吴甲组练明，吴钩莹青萍，战士三百万，猛将森列星”的北伐局面，日趋渺茫；他“虏势看破竹，我师真建瓴”的恢复愿望，也只能成为幻想。尽管他希望在恢复事业中做出成就，但苟且偏安的南宋统治集团却从未让他一展抱负。赵构早年对他的垂青也只不过是欣赏他“词翰俱美”而已，对他的恢复建议和措施却从未真采纳过。难怪他死后孝宗赵眷发出了“用才不尽”的感慨。谢光仁在《张于湖先生集序》中曾说他“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这可以说明张孝祥是一个坚决主张恢复祖国山河的爱国主义政治家。他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深挚的爱国情感，这在他的词篇中亦有所反映。他的很多词篇流露出收复失地、关心国事的思想，他以“迈往凌云之气”、“骏发踔厉”的豪放风格，表达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他的《水调歌头》词是为采石大战击败完颜亮南侵而作的，“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投身沙场的昂扬壮志。他的代表作《六州歌头》更是一阕脍炙人口的爱国词篇：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遗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
千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一一六三年张浚入朝，积极准备北伐，并荐张孝祥为建康留守。但四月间因将领不和致使符离战败。汤思退得势，八月即派使节与金人议和。悲愤之余，张孝祥在建康留守的宴席吟出了这首感人肺腑的词篇。据宋人周密《朝野遗记》载张浚听到后竟然为之“罢席”。强烈的爱国思想、恢复失地的愿望，可以说是张孝祥全部的主流。象“欲吐平生孤愤，壮气横秋”，“好把文经武略，换取碧幢红旌，谈笑扫胡尘”，“万里中原烽火地，一樽浊酒戍楼东”，“休遣沙场虏骑，尚余匹马空还”，等等，很能说明问题。如果张孝祥是一个“两持和战”的两面派，他是决写不出这样充满爱国情感的词篇来的。张孝祥死后，同时人沈约之在挽诗中称他是“忠筹屡画平戎策”，这很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作为。《宋史》本传对他的评价，是完全不对的。张孝祥实在应该还其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