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梁秉堃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艺号称有“四大导演”，即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和梅阡。其中，焦菊隐和欧阳山尊又是总导演、副总导演。这里只说说夏淳。按照旧时的习惯，我还是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夏”吧。
老夏在人艺工作了40年，执导过的戏，总数达到40个之多，几乎是一年一个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雷雨》、《名优之死》、《风雪夜归人》、《带枪的人》(与欧阳山尊合作)、《茶馆》(与焦菊隐合作)、《悭吝人》、《同志，你走错了路》、《女人的一生》、《洋麻将》、《北京人》、《天下第一楼》，等等，这里大部分戏成为了人艺的保留剧目。显然，老夏既是北京人艺培养出来的，又是对北京人艺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老艺术家。
今年刚好是老夏从艺60周年，这篇纪念的文章只想讲一讲，他于一生当中，在几个转折点上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一个会唱京剧、懂得京剧的“小戏子”
老夏的祖父清末时在江南多处做官，老夏虽然生在上海，6岁以前的童年却是住在武昌的旅馆里。老夏的祖母是一个“京剧迷”，家里有一部稀有的留声机，还有大量的京剧名角儿唱片，每天都要反复听上很长的时间。老夏是祖母的“小尾巴”，每次也都跪在椅子上，或者趴在桌子上跟着听。而且，老夏还要跟着祖母过长江去看大戏——每月最少有两次。这样，日久天长，耳濡目染，老夏也学会唱了很多的戏。于是，在旅馆里老夏成了一时的“风流人物”，房客、管事、伙计、大师傅都拉着他，要求唱戏。他每次唱完戏，还会得到一大堆吃的东西和各种玩具。众人说：“看人家小少爷，真聪明！”从此，老夏也就成了一个“小戏迷”，为以后一生喜欢戏剧事业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后来，老夏的家搬到北京，自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以后，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祖母看京剧，而且是不分演员，不挑戏码儿，不分园子的远近，只要有空时间就去看。祖母每次都主动带着小孙子，不用单买一张戏票，另外坐马车或黄包车都能有孩子自己的位置。同时，老夏还特别的乖巧，看戏的时候从来不闹。有一次在前门外“第一大舞台”看赈灾的义演戏，从下午4点开锣，一直演得第二天早晨4点才散，老夏只是在包厢里睡了一小会儿，一直坚持看到底。当时，好戏不少，名角儿也不少。比如，梅兰芳、余叔岩、孟小冬、侯喜瑞、王长林、龚云甫、萧长华、杨小楼、马连良、朱素云等等。其中，有《四郎探母》，是由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余叔岩、龚云甫、张春彦、朱素云合作的对手戏。戏里，要以余叔岩和龚云甫的“哭堂别家”一场最为精彩，令人久久难忘。每次等到回家以后，在吃夜宵的时候，大人们还要对当晚的戏和演员议论一番，甚至争执一番，这些都被老夏牢牢地记在心里。可以说，那时老夏看京剧已经开始很有一点儿门道了。
步入中学话剧开始闯进自己的生活
老夏晚年感慨地说：“话剧闯入我生活的领域中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它是我以后为之竭心尽力，为之苦学苦修，并锲而不舍地奋斗终生的艺术事业。”
上育英中学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老夏就在选修课里选学了话剧。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人艺的著名演员刁光覃是老夏的同班同学，也一起学了话剧。当时，男女同台还很少，一般都是男人扮演女人的角色。老夏第一次演戏是排演了田汉的《南归》，扮演一个农村大姑娘春姑。演出那天，老夏把春姑化装成额头有一束“刘海儿”，身后有一条大辫子，长裤，短衫，脚下是两只大脚片子。然而，他一上舞台看见台上台下都是通明火亮(当时没有灯光设备)，台下是密麻麻、黑黝黝的观众脑袋，心里完全乱了套，脑子里出现一片空白，半天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己要说什么，幸亏扮演妈妈角色的老师在旁边一再提醒，才勉强把戏演了下来。
第二次演戏是为了庆祝召开“恳亲会”，排演丁西林的《酒后》，老夏扮演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年轻太太。这次可不那么简单了，因为人物的身份变了要穿上旗袍，以及高跟鞋、丝袜，还要在台上吸烟、吃香蕉。高跟鞋根本没有穿过，更不知道怎么走路。小小业余剧团什么服装、道具都要向人家借，于是老夏就向表姑去借高跟鞋。表姑好说话，答应下来，可是拿来一试还是不行。表姑是个改造脚——先裹脚，后放脚，老夏脚大根本穿不进去。当时，学校里有一位教英语的美国女老师，同学们就撺弄老夏去跟她商量，反正她一定会有旧的高跟鞋。于是，老夏只好去找这位美国女老师，走到跟前才发现，她比自己高出一头，再看看脚下，那是像船一样的两只大脚丫子。最后是和一个很要好同学的姐姐借到了高跟鞋，姐姐听说演戏借用就痛快答应下来，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到时候要看演出。老夏喜出望外，把高跟鞋借到手上并整天带在书包里，放了学就到刁光覃家里，在一面大穿衣镜前边，穿上高跟鞋练习走路。戏排好以后，正式公演了。大幕拉开，老夏心里美滋滋的，谁能料到当走到台口时，不经意地向台下扫了一眼，突然发现奶奶和表姑都坐在台下，正聚精会神地看戏。老夏一下子心虚起来，暗暗地想——她们怎么会来看戏呢？因为自己是演戏，又是扮演女角儿，所以根本没有告诉家里，更没有给家里戏票。接着，心里一慌神，整个乱了套，后半截儿的戏简直演不下去了。演完戏以后，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想——“这回奶奶不定怎么骂我呐。”到了家里，奶奶还没有睡觉，老夏想偷偷溜回自己的房间去，佣人却拦住他说：“老太太叫你和她一起吃夜宵。”老夏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小餐厅去。奶奶看着老夏，没有说话。老夏赶紧洗脸，洗手，入座。桌子上放着一碗香油挂面，里边还卧着两个鸡蛋，老夏默默地把挂面吃完。突然，奶奶张口了，她让佣人打热水给老夏好好洗洗脸，别让盖着的被头弄脏了。这时，老夏感觉到一顿臭骂算是拖过去了，而且，以后奶奶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情来。
后来，经过热爱文艺又有进步思想的同学介绍，老夏惊喜地得到了一本《文学季刊》，上面刊登了曹禺的名剧《雷雨》。他立即一口气把剧本读完，接着，掩卷沉思起来，因为剧本里写的人物是那样和自己的家庭、亲友相似，剧里的许多场面都能够历历在目于眼前。老夏想，如果这个剧本要能在舞台上看到演出可就太好了。不久，传来中国旅行剧团要演《雷雨》的消息，他简直是欣喜若狂，翘首以待。难以预料的是，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竟然要下令禁演这个戏，对此老夏气得咬呀切齿，真想骂娘。为此，中国旅行剧团不得不转移到天津的法租界剧场去演出。老夏实在按奈不住了，就向奶奶提出苦苦的哀求，最后终于如愿已偿地到了天津。老夏在看《雷雨》的时候，完全被舞台上的一切所吸引、所打动、所征服了，就连戏里能够有闪电、有打雷、有下雨，也觉得新奇万分。当然，更主要抓住他的是剧里人物的悲惨命运，和悲剧性的情节，他心里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紧紧困扰着，同时又从这些人物联想到自己的家，联想到外婆的家，甚至也联想到自己……大约有三四天的时间，他一直是在恍惚中、不平静中度过的。这是老夏第一次感受到话剧会有这么强烈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也正是这个深刻体会使他下定决心要一生从事伟大的话剧事业。
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火与血的考验
在中国，1936年的冬天里，继“12.9”之后，“12.16”的学生运动，又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全世界宣告爆发了！
一天的下午，正在上课的时候，育英校友、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郎维田来到课堂上，向同学们大声疾呼，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为了祖国能够独立，大家要马上参加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进行抗日。于是，老夏和全班同学一起，走出教室，浩浩荡荡，向着天坛——示威大会的会场进发了。
老夏和同学们，一路上打着“育英”和“贝满”两面学校的校旗，喊着爱国的口号，奋勇地前进着。完全意外的是，刚刚走过前门门洞，从两边突然冒出两大队穿着黑皮上衣的警察，手持水龙头、大刀片，向学生们猛冲过来。一时，队伍大乱，人们不知所措。水龙头射出来的高压水柱，打得人睁不开眼，难以立足，而且混身湿透，只好四处奔逃。在前门的左边最近的是前门火车站，不少人就向那里跑去。可是，这时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又窜出来一队警察，他们手持大刀片用刀背儿砍着同学们，很快就有人被砍倒在地。女同学更是悲惨，一是身子矮小、力气不大，没有多少反抗力；二是穿着高跟皮鞋，不小心卡在有轨电车的轨道里，想跑也跑不了。过了一会儿，有人大声号召同学们，要想办法避开警察的队伍，绕到前面的五牌楼下重新集合。同学们纷纷响应着，冷静下来，识辨方向，分散前进。大家赶到五牌楼下，已经是黄昏时分，路灯开始亮起来，仔细检查一下，同学们大部分都还在，只是多数人受了轻伤。严重的问题在于，大家被水龙头一浇，衣服打湿，全身冰冷，有的人已经发起烧来，很难再继续前进。经过商量以后，决定分成几个小组，由男同学陪伴着女同学各自回家。到此，同学们的情绪不但没有低落，反而更加昂扬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老夏和同学们就罢课问题展开了一次认真又激烈的争论。有部分同学看到就要进行毕业考试，不主张罢课，认为只有读好书才能救国；有部分同学坚决主张罢课，认为——现在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我们应该唤醒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四万万同胞，奋起抗战，挽救民族的危亡！这才是比读书重要得多的当务之急。最后，通过投票表决，多数同学举手赞成罢课。接着，又成立了自己的学生组织，并且公开宣布罢课的决定，马上与一些大学学生组织取得了联系，准备参加那里的活动。老夏也被选为班里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分管宣传和联络。
在抗敌演剧第二队从业余到专业的转换
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了。老夏随着“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一路宣传一路走，最后来到了武汉。在这里，老夏听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在军事委员会的下面成立了政治部，由周恩来担任副部长。政治部下面成立了第三厅，由郭沫若负责，下设第六处，由田汉负责。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还要组建十个抗敌演剧队，其中第二队队长是郑君里，副队长是吕复。不久，老夏和刁光覃就都参加了抗敌演剧第二队的工作。
从此，老夏才正式由业余戏剧爱好者转变为专业戏剧工作者。
进入抗敌演剧二队以后，来到江西省的新喻县，开始排演新剧《人命贩子》。这个戏的导演是水华；其中两个主要角色——大汗奸和小汉奸，由刁光覃和老夏分别扮演。老夏接受扮演小汉奸的任务，心里很高兴，下决心要把这个很有戏的角色演好。剧本上小汉奸有个绰号叫“黄鼠狼”，于是老夏就琢磨着要把角色演成黄鼠狼一样的贼骨溜滑、随机善变、无恶不做。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老夏四处打听黄鼠狼的特点和习性，并且根据请教来的有关黄鼠狼一些外部特征，加以揣摩，练习形体动作。等到戏开始排练的时候，老夏就把早已设计好了的，又经过自己多次练习的形体动作全力以赴地展示出来。上场以后，老夏先是只开了一条门缝，一下子钻了进来，然后，不是走而几乎是跳地来到了桌子旁边，更不是坐到条凳上去，而是两脚一蹦，就蹲了上去。这两个有高难度的形体动作是经过多次苦练而成的，老夏很是得意。接下来，在吃东西的时候，老夏一边喝酒，一边手像爪子一样抓酒菜吃着。就在老夏兴高采烈地加以表演之时，水华大喊一声：“停下来！”老夏有些没想到，几乎是吓了一跳。此时，水华扳着脸，严肃地问：“你在搞些什么？！”老夏一愣，心里想着——“我明明在表演，在创造一个角色，怎么能叫搞些什么呢？”水华直视对方，等待着答复。老夏只好硬着头皮答：“我在演戏啊。”水华继续问：“演什么？”老夏压低了声音：“演一个小汉奸。”水华加重地问：“小汉奸是人吗？”老夏点点头，没有说话。水华用力挥着手：“那你在搞些什么呀？”老夏痴呆呆地站在那里，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水华又挥挥手说：“小查(老夏的原名叫‘查强麟’)啊，重来！好好演！”老夏点点头，脸上充满了不悦的神色，显然是一点情绪也没有了。再一次上场的时候，老夏无精打采地随便推开门，看了‘大汉奸’一眼就顺势坐下了。……水华看着并没有再说什么，老夏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导演，心里想——“你不说话了，我可不满意，这算干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上午的排练结束了，水华特意把老夏留下来了。水华说：“小查，别生气。我知道你下了不少功夫，可是功夫下错了。‘黄鼠狼’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黄鼠狼本身。他也有自己的思想、性格、目的和行动。你只是去模仿黄鼠狼怎么对头呢？”老夏这时虽然嘴上没有说话，可是心里完全服气了。事后，老夏说：“真是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这件事使我明白了什么是正确的表演方法。”
执导第一个大戏《蜕变》的前后
这是1942年秋天的事，老夏刚刚大病过一场，又担负起自己当导演以来的第一个大戏，曹禺写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