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里的主要角色丁大夫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高尚精神的医务工作者，如何在演出时充分表达这一点，是该剧成功与否的关键。而丁大夫有一场动手术的戏，是人物塑造的重点所在。这场戏是相当难处理的，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用偷巧的办法是让丁大夫背对着观众实施手术，半虚半实，比较简单，比较好处理；用费事的办法是让丁大夫面对着观众实施手术，使欣赏者充分看到她的眼睛和面部表情，从而表现她在日本敌机轰炸下，英勇果敢、从容不迫抢救一位小伤兵——这个小伤兵恰恰就是自己的儿子，那样矛盾复杂、瞬息万变的种种心态。老夏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认真的思考，决定采用费事的办法，因为此办法才能产生动人心魄的力量，和感人至深的效果。想想看，观众要仅仅通过丁大夫面部一只大口罩上方的眼睛里、眉宇间，观察到片刻之内其心灵深处的表现。这首先就要求演员下大功夫学会开刀的真实动作，因为只有在熟练的手术动作中，才能顺畅地展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让观众自然地领悟到那些没有语言的语言。老夏把这些意图讲给扮演丁大夫和护士的演员听，并亲自带领她们来到湘雅医院的手术室里参观、学习。一共去了两次——第一次是看了一个小手术，同时向大夫和护士请教了手术用具，及手术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第二次是看了从伤兵大腿上拿出炮弹皮的手术。没有预料到的是，当看见大夫用手术刀刚刚把伤兵大腿割开，红色鲜血迅速涌出的时候，有位演员竟然一下子晕了过去。老夏马上把演员扶出了手术室，等到她苏醒以后再回去继续参观，直到把手术做完为止。在此以后，老夏又带领演员向大夫和护士学习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怎样消毒洗手、戴手套、戴手术帽子、穿手术衣……再后，便是回到演剧队里让演员进行反复练习，最终熟练到不用思考就能很内行地做完一系列的手术动作。并且，还要能够以人物的身份，进入这场戏的规定情境。在老夏的回忆中，是这样描述了演出获得的成功——这场戏有非常强烈的舞台效果，观众的情绪紧张极了。丁大夫每一个眼神，每一个细小的动作，观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通过这些受到人物思想感情的深深感染。在排练的时候，专门请湘雅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们坐在剧场里的前两排座位上验收，对于戏中任何不符合实际的细节，都会提出意见，直到经过改正达到他们认可为止。当时，演戏用的医务服饰道具都是从湘雅医院借来的，其中借过一位护士的旗袍，演出以后还给她时，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下，说：“演剧队是为了抗战，送给你们一件用得着的旗袍我才心安。”
由这些完全可以看出，老夏从一起步就十分重视生活，尊重生活，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以后也一直这样坚持下去。
回到北平以后的两次幸福会见
老夏在1948年的冬天，和华北大学文工二团的人，一起进入了刚刚解放的北平城。他们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织群众，和群众一起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每个人都发给了一个军管会的标记，佩带在灰色棉军装的袖子上，走到大街小巷去向市民宣传有关共产党、解放军、北平解放等方面的内容。当时，老夏最重要的感受是——天变了，地变了，天变得那么晴朗，那么明亮；地也变得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了。他仿佛觉得整个北平城所有的人都在哈哈地放声大笑着。
进城没有几天，老夏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在国会街礼堂召开的。开会期间，一天下午，接到大会通知要到北京饭店去，到了饭店大厅以后才知道是周恩来要看望解放区和白区来的文艺界的同志们。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先是热烈鼓掌，后是欢声笑语不断。片刻之后，周恩来在阳翰笙、李伯钊的陪同下，满面笑容地走来了，大家用雷动的掌声表示欢迎。周恩来两次轻轻地用手掌往下压，示意大家把掌声停下来，可是谁也没有听从这个命令。老夏的手掌都拍红了，拍疼了，眼睛也被激动的泪水挡得模模糊糊起来。接下来，阳翰笙和李伯钊向周恩来对每位大会参加者作了一一的介绍。当来到老夏的面前，李伯钊特别强调地说：“夏淳是演剧九队的，也是演剧二队的同志。”周恩来停下来看着老夏说：“你们演剧队工作得不错嘛，大部分人都保存下来了，很好嘛！”他想了想继续说，“你们这是一次大会师，大家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于是，大厅里又响起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又没过几天，老夏还参加了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一天下午，大家正在会议室里学习讨论，忽然接到大会通知——赶快到院子里紧急集合。等到集合好的时候，大会负责人宣布：“有中央领导同志要接见大家，马上按照编组次序上大卡车。”大家听到以后是又高兴，又纳闷，心里想着这到底上哪儿去呢？到底是谁来接见呢？……由于事情需要暂时保密，大家只好在大卡车上边走边看、边观察判断、边猜测答案。大卡车先是出了西直门，接着还一直向西开去。有人喊了一嗓子：“我知道了，这是去香山的路！”大家立即议论纷纷，难道真是毛主席要接见吗？果然，大卡车迅速地来到了香山地区。大家下车列队等候，大会负责人说：“你们马上按照编组次序站到甬路两旁，不要乱说，不要乱动。”大家一声不吭地都站到了甬路两旁。大会负责人继续提高声音宣布：“今天是毛主席接见我们，他从路的中间走，你们千万不要向前拥挤。最后，由少奇同志给我们讲话。”大家顿时欢呼雀跃着，仿佛自己是在做“白日梦”。这时，毛主席已经在路的尽头出现了，走得很慢，几乎是和这里每一个人都握了手。有一群新闻记者前前后后地忙着用照相机抢镜头。老夏一下子受到了启发，也赶快拿出自己那台老式照相机，跳出队伍迎着毛主席拍起照来，而且，居然没有保卫人员进行干预，大概是把老夏也当成记者了。非常不凑巧的是，那时已经是夕阳西下，光线不好，再加上照相机质量很差，事后竟然一张照片都没有洗出来。这件事，成为老夏终生的遗憾。
导演出高招儿精心策划戏外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老夏在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导演了现代剧目《民主青年进行曲》，这是一出反映在共产党领导下，进步的大学生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参加轰轰烈烈“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游行运动的戏。主要演员有田冲、胡宗温、蓝天野、童超、童弟、肖榴等等。
戏里有这样一段激情戏——大学生们在街头游行当中，不幸遭到警察的野蛮殴打，受伤者多人，从而引起公众的愤怒，纷纷表示同情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这段戏开始排练以后，老夏几经启发演员们还是比较理智、客观、不进戏，感情无论如何也激越不起来。导演对此很不满意，又解决不了，一时十分犯愁。遇见这种情况，通常的办法是要求演员为了唤起自己的真实感，寻找到人物的正确自我感觉，先做一些排练小品。
一天上午，戏的排练正在正常进行中，所有的演员都在排练厅里。突然，女演员肖榴被剧务搀扶着慢步走了进来。演员们一下子迎上来，看到肖榴的头上包着一条白手绢，上面已经渗出殷红色的血迹，脸部是痛苦不堪的表情。剧务惋惜地解释说：“肖榴刚才出去买早点，不小心过马路的时候，让一辆大卡车给撞倒了。”
于是，排练暂时中断了。在老夏的带头下，人们都焦急地想做点儿什么。有的人搬来了椅子，有的人把肖榴扶坐下，有的人倒来了茶水，有的人拿脸盆去打温水，有的人跑出去找药品……顿时，忙作一团，乱作一团。
这时，老夏一脸的严肃神态，轻轻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一定不要过份紧张。老夏走到肖榴的身边，弓下腰来，温和地问：“真是大卡车撞的吗？”肖榴缓缓地点点头。老夏摇摇头，遗憾地说：“撞成了这样？！”肖榴闭上眼睛，没有吭声。
接着，演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看样子，头伤得不轻！”“别处伤着没有啊？”“她现在还疼不疼？”“得赶快想办法，不能这么傻愣着。”……
肖榴睁开眼睛，望着大家，脸上是无可奈何的神情。老夏提高了声音，追问着剧务：“现在大卡车在哪儿？司机在哪儿？……你快说啊！”剧务叹口气说：“撞完了人，大卡车就一溜烟跑了！”老夏又问肖榴：“是吗？……是吗？”肖榴“嗯”了一声，还是闭上了眼睛。
演员们又是一阵七嘴八舌地议论——“这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呢？”“应该马上报告军管会，抓住肇事者。”“对——，必须严惩大卡车的司机。”
老夏挥了一下手：“问题是咱们现在要做些什么？”
有的人说：“先送肖榴上医院，治伤，全面检查身体。”不少人应声赞同。
有的人说：“派人去报告军管会，追查肇事逃逸者。”又有不少人应声赞同。
看着这一切，当时只有19岁的肖榴，被同志们的激越感情和热情关怀，感动得流下眼泪来。
不知道是谁，突然振臂高呼：“把肖榴送医院的，跟我走！”有人接上去振臂高呼：“向军管会报告的，跟我来！”在人们就要行动的时候，老夏急忙挡在排练厅的门口，高举起双手说：“停止！……停止！”
演员们愣在那里，把莫名其妙的目光投向了导演。老夏继续说：“同志们，大家赶快把刚才自己的感觉和感情，记在心里，用到排戏当中去。”
这时，演员们才恍然大悟，心里在说——原来这是导演精心策划的一个排练小品啊！肖榴也立即站了起来，用手摘掉头上的白手绢，哈哈大笑不止。
职业道德打动所有在场人的心
1974年的秋天，虽然还在“文革”当中，但是剧院已经开始部分恢复排练和演出。一出反映纺织工人生活的小戏《在新标准面前》，正在首都剧场演出。老夏的夫人梁菁在这出戏里扮演重要角色——妈妈。
那时候，梁菁的母亲身患癌症到了晚期，每时每刻都有故去的可能，因此每时每刻都需要有人在身旁照料。由于没有B制演员，梁菁依然每天晚上都要到首都剧场坚持演出，家里只能留下老夏承担这一切。
一天，梁菁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起来，不但疼痛难忍，而且还时不时地晕厥过去。为此，梁菁、老夏和孩子们，忙前忙后又是喂水喂饭，又是接屎接尿，照顾了整整一天。
眼看着天就要黑下来，梁菁看了一眼手表，虽然担心母亲的病情，但是又不能不去演戏，真是处于两难之中。老夏面对着唉声叹气的梁菁，完全懂得对方的心情，忙催促地说：“时间到了，你去你的，家里由我来照顾。”梁菁停了一下，无奈地点点头，穿上外衣去首都剧场了。
梁菁来到后台，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使焦躁不安的心里平静一些，舒缓一些，一声不吭地开始化妆。整个剧组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情形，人人为梁菁捏着一把汗。
开演的第一遍钟声敲响了，梁菁化好妆，换好服装，默默地走上了舞台，来到左侧边幕旁候场。
这时，场记肖榴看见老夏一脸的紧张，风风火火地走进了后台。肖榴迎了上去。老夏问：“开演了吗？”肖榴答：“还没有，马上。”老夏松了一口气，又大步流星地奔向了舞台。
在舞台上，老夏一眼就发现了正在候场的梁菁，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把脚步放轻、放慢，故意绕到梁菁的面前去，似乎若无其事地从舞台的左侧走向右侧，在走的过程中，更以十分平静的目光与梁菁交换了一下眼色。梁菁仿佛感觉到了什么，眨眨眼睛，像是放下心来。
当老夏刚刚走进右侧的边幕时，开幕的第二遍钟声又敲响了，紫色的大幕徐徐拉开。梁菁在一阵欢快的笑声里出场了，很快进入了角色。老夏看着这一切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
肖榴追了过来，压低了声音问老夏：“梁伯母怎么样？”老夏把肖榴拉到副台的角落里，停了一下低沉地说：“她……已经去世了。”肖榴吃惊地说：“什么时候？”老夏平静地说：“就在半个小时以前，我是从家里特意赶来的。”肖榴问：“梁菁知道了吗？”老夏答：“不知道，现在怎么能让梁菁知道呢？”肖榴又问：“那刚才你……”
老夏用更低的声音答：“刚才是有意让梁菁看见我，好放心地演好这场戏。”
肖榴点点头，这时才领悟到老夏的悄然穿过舞台，以及与梁菁那无言的目光交流意味着什么。这件事，很快在后台里传开了。不少演员和工作人员拥到边幕旁，看着脸色阴沉又一言不发的老夏，又看着梁菁在舞台上笑声朗朗，侃侃而谈，鼻子一阵发酸，都忍不住地流出眼泪来。
老夏离开我们已经近10年了，人艺的“四大导演”也已经有三位不在人世了。温故而知新，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深切怀念这位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老艺术家。最后，我要用一位熟知老夏者的话来结束本文——“看夏淳的舞台作品，常常令人感到一种从从容容、娓娓而谈、不慌不忙的境界，这同他平常说话的神态都较接近；又觉得他所要表达的东西都涵化在舞台行动中，‘俯拾皆是’，用不着从舞台以外去借取。这种风格的成形很不容易。这是一个优秀导演长期追求的结果，更是从他的教养、学识、品格、情操的总和中凝聚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