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施 亮
明朝万历初年，新任首辅张居正掀起了一场政治、经济、军事等较全面的新政改革，使暮气已重的明王朝统治竟一度出现中兴景象。张居正与北宋时期的改革家王安石不同，他的改革思想仿佛更保守一些，不在改制上多下功夫，也不主张提出太多的新法令与章程，而是以整饬纲纪为主，只说其大政方针是“遵守成宪”，即按祖宗旧制去改良，但要循名要核实，改革的步伐缓慢而扎实。
张居正深切认识到，国家政治的改革是推进经济改革的最基本保证。他执政后首先注意整顿吏治，于万历元年正式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做法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六科的监察效能；设立考成行政系统后，对六部、都察院等实行随事考试，即对建立起完整的稽查制度，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他还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冗官冗员成灾的局面，淘汰无能官员，破格起用才俊之士。据载，他才上任，就大刀阔斧对北京及留都南京的大约三万名官员进行裁撤，总计裁冗员七千余人。此外，他还注意整顿边疆防务，任用提拔了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边防，数十年未发生大的战争。
张居正在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是以“倡节约”、“强公室”、“杜私门”为指导方针。首先，“倡节约”是为了抑制贵族豪强的奢侈浪费，节省官府的各项开支，贯彻量入为出的原则，缓解与改变了明王朝多年来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的财政困境。据说，他特别反对大吃大喝，尤其是利用公款吃喝。礼部与翰林院开馆编纂修订《穆宗实例》，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按例应由皇帝命礼部钦赐酒宴，他阻止了，认为：“一宴之资，动至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上疏皇帝奏请免于赐宴。嘉靖和隆庆年间的驿站，几乎成了各级官吏随意使用的交通工具，滥用勘合，耗费民财，也使公用之需受到影响，张居正于万历三年认真整顿，命令各级官吏非奉公差，不得借用勘合，并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使驿站的费用大为减少。即使对于皇室贵族的奢侈开支，张居正也尽力谏阻，尤其是万历小皇帝逐渐长大，其用度越来越浪费，如万历七年，小皇帝向户部索求十万金，是张居正与户部张学颜面谏力争，终于免了这笔开支。一次，万历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便劝阻说：“”挂一些灯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必再搞什么灯棚。以后的几年还会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儿好。”小皇帝便点头答应了，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据《明史》记载，万历皇帝下令工部铸钱供内府用，并要求大规模修缮武英殿，以及苏、松织造糜费银两之事等，都是张居正出面谏阻的。当然，他也为这些谏阻身死后付出极大代价。或许他也有些预感，但“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献身精神，使他勇气大增，他说：“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为了改革成功，他不惜赴汤蹈火。
明朝中叶以来，沉重的徭役与纷繁的赋税成为压在人民身上的痛苦负担，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与动荡根源。朱东润先生在其历史著作《张居正大传》中描写，平时民众的日子尚可凑合度过，“但是，到当差的一年，一切苦难都来了，官员的压迫，廪、增、附的压迫，地痞的压迫，都落在了民众的头上，这一年便成为他们典妻鬻子、倾家荡产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的不良，一齐造成最大的人祸。”他认为，这就是张居正推行进一步经济改革措施的社会时代背景。张居正稳步以改革赋役制度和清理田赋为重点，力图改变田赋不均的不合理现象。这时，赋役改革的焦点已经集中在清丈田地与推行一条鞭法上。多年来，贵族豪强兼并土地，逃脱赋税，贫苦百姓则负担着越来越多的赋税，为了确实平均赋税，必须要切实清丈田地，核清全国土地的真实状况，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就以福建为试点，开始了这桩艰巨复杂的工作。万历八年，福建巡抚终于完成清丈田亩的工作，张居正决定把福建的经验推广全国。第二年，全国范围的清丈各类田亩工作也基本完成了，成效是很显著的。虽然，在清丈田地过程中，很可能有弄虚作假存在，可是总的方面来讲，确实缓解了嘉靖以来赋税不均的状况。这必然会遭到权豪世家的反对与攻击。史书典籍记载，饶阳王府、璐阳王府等都肆行阻挠清丈田地，王公子弟遮道噪乱，江南大地主及官僚世家都极力反对清丈田地，认为这项工作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明史•张居正传》中，有一段话则至为深刻：“居正以江南贵豪怙势及诸奸猾吏民善逋赋，选大吏精悍者严行督责。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也就是说，张居正的改革触犯了许多富豪权贵，尤其是推行均平赋役的政策，更开罪了一大批官僚地主贵族，惹来他们的怨恨。但是，但张居正显示了其“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决心，仍然完成了对全国田地的清丈。他在给应天巡抚宋阳山的信中说：“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阻挠清理田赋的大都是豪强官吏，那些人闹事纯粹是为了满足其个人利益，他尖锐地问道：“公博综载籍，究古今治乱兴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政乱者乎？”
自嘉靖九年始，就有官员提出“一条编法”。在嘉靖与隆庆年间，“一条编法”又曾改为“十段锦法”，又称“一条鞭法”，先在宁国府、徽州一带实行，又在江南地区普遍实行。嘉靖后期，江南、江西、山东等地区都在进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据史书记载，任应天巡抚的海瑞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万历四年，张居正进一步完善了“一条鞭法”，并将其推广到湖广地区。至万历九年，他更是将此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明史•食货志》中，对“一条鞭法”的内容有概述。史学家根据文献典籍进行研究，认为“一条鞭法”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此法把以往名目繁多的各种差徭，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而且取消力役，由官府雇人应役，以此除繁趋简，使赋役逐渐归并，把役银向田亩摊派。其次，“一条鞭法”规定除苏、松、杭、嘉、湖等供应宫廷食用的漕粮外，以前田赋征收以“本色”为主的规定，一律征收折色银，扩大赋役征收中的货币比重，从客观上是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再有，亦规定赋役银两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与解运，“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改变了过去民征民解的办法。计算征赋数额，也由过去以粮区的计算办法改为以州县为单位。“一条编法”注重田赋，而疏于丁户，并且采取赋役折银的办法，有利于雇役制度发展，使农民们交纳赋税以后容易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活动。同时，它改变了嘉靖年间以后赋役严重不均的状况，强制地主豪强必须按田纳赋，使国家赋税收入及财政状况有了好转。现代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继两税法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将以往繁杂的赋役名目删繁就简，合为一则，出现了摊丁入亩与赋役货币化的做法，从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向。
张居正的各项改革措施是有很大成果的。十年新政，吏治澄清，边防巩固，国家财政收入明显好转。他上任时，国库亏空700多万两银子。他死时，国库却有了1300万两银子。不过，张居正的各方面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也带有明显弱点，其立足点是“强公室、杜私门”，也就是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强制大地主阶级的豪强权贵依法按田纳赋，却并没有强有力措施阻止他们兼并土地。但是，即使如此，仍然触犯了一大批王公贵族和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招致他们的刻骨仇恨。张居正在世时，权柄在握，精明强干，即使有着重重阻力，他也坚决推行下去。但是，正如顾炎武所说，这样的改革“利于下，而不利于上，利于编氓，不利于士夫”，这也注定了张居正的身后凄凉。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乃祸发身后，立即遭到朝野官僚们攻讦，他的家被抄，家人被拷掠致死，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当然也被罢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