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学信

　　在中国古代，朝廷对佛门事务的管理，经历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从无到有，渐臻成熟、完善。

　　随着佛教的大规模传播与发展，僧尼数量的激增，以及寺院僧团组织的规模化，东晋十六国时期创建的僧官制度便应运而生。该制度是中央朝廷管辖之下的上下有序的管理系统，以监督管理僧伽事务。通常由朝廷在僧伽内部遴选任命各级僧官，这比直接委派官员去管理更有效，并可避免外行瞎指挥而产生的种种弊端。1000多年来，僧官制度作为朝廷监管佛教活动的主要方式，在实践中被证明不仅行之有效，而且受到僧团组织的欢迎和社会各界的任可。

　　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开始传入中国，到东汉西域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应明帝之请，白马驮经来到洛阳，驻锡白马寺，以及东汉桓帝时期相继来华的高僧安世高、支娄迦谶，直至三国、西晋时的高僧昙柯迦罗、康僧铠、昙谛等等，均为梵僧，即外国僧人。他们分别来自天竺国(印度)、安息国(伊朗)、月氏国(阿富汗南部)、罽宾国(克什米尔)、狮子国(斯里兰卡)及西域康居、龟兹、于阗诸国。因系外国人，故朝廷待之以外宾之礼，享有很高的礼遇，由朝廷九卿之一的鸿胪寺负责接待、管理。而鸿胪寺为朝廷主管外事及外宾接待的官方机构。

　　当时，佛教受到帝王及权门显贵的欢迎，梵僧亦称胡僧，主要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活动亦集中在上层社会，并未传播到民间。加之汉人鲜有为僧者，更遑论僧团组织，因此，佛门事务不多，朝廷尚不需要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譬如，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依律受戒成为比丘的汉人朱士行，被誉为“中国第一僧”。他在三国曹魏时才出家受戒为僧，后来又西行求经到了大乘般若经典集中地于阗，获梵本六十余万字的《放光般若经》，遣弟子将经送回洛阳，终老于斯，80岁时圆寂于于阗。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事业有了极大发展，佛教活动也由上层社会传播到民间，僧尼人数迅速增加。寺院亦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佛教领袖释道安感于当时戒律未全，威仪多缺，因而制定相关规定，以使佛门规范化、制度化。其弟子慧远更制定了《社寺节度》、《外寺僧节度》，支道林制定了《外僧集议节度》等，作为僧团内部试行的管理制度。那时，僧团管理主要沿袭印度佛教自治自律的戒律制度和僧伽民主执事制度，并未纳入世俗政权的管理之下。

　　在公元4至5世纪之交的这个时期，伴随朝野的崇佛热潮，朝廷深感有统一管理、控制的必要。北方拓跋魏统治的皇始年间，率先设立道人统的僧官、法果和尚被任命为道人统，这是中国最早明确记载的中央僧官制之始。稍后，后秦设立了管理僧尼的国家机构，中央僧官主管称僧正，副职为悦众和僧录，由鸠摩罗什的弟子僧丰刀、僧迁、法钦和慧斌分任各职。这表明中央政权意图将全国各地相对独立的僧团统一起来，实行有效管理，从而使各地僧团组织原有的民主管理体系，被赋予了世俗中央封建集权制度的浓郁色彩。

　　与此同时，南方东晋政权则以僧司作为管理僧团的最高机构，其主官为大僧正，副职为都维那，由朝廷遴选高僧大德出任。

　　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均已形成完备的僧官制度。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继承东晋有所发展，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僧官系统。中央机构称僧司或僧局、僧省，主管称僧正或僧主、天下僧主，由皇帝敕命。僧正的寓意是“以法而绳之，令归于正”，总领全国僧众，处理教内事务。僧正的助手都维那，或称大僧都、悦众、大律都，协助僧正具体处理佛门事务，并主管纲纪戒律诸事。

　　地方上的僧官有两种，一是区域性的，如京邑大僧正、十城僧主，州郡设僧正、都维那或僧都，均由中央僧司任命。二是寺院负责人上座、寺主、维那的确定，有皇帝敕命的，政府委派的，也有按传统由寺院僧众推举的，或由施主指定的。各级僧官在任期内领取朝廷俸禄，配有侍者及交通工具，若有政绩，不仅能够升迁，还可得到皇帝丰厚的赏赐。

　　北朝僧官沿袭北魏制度并加以发展，与南朝相似，亦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体制。中央机构为监福曹，主管为道人统，后改监福曹为昭玄寺，道人统改称沙门统，或沙门都统，副职为都维那，下属机构分置功曹及主簿等，管理各州郡沙门曹。州、郡、县几级地方僧官，均设沙门曹机构，称州统、州都、郡都统、郡维那等。各寺院的上座、寺主、维那为基层僧官，与南朝无异。

　　由于北朝佛教影响力远超过南朝，北朝的僧官比南朝的僧官享有更多的权力。譬如，北魏时，昭玄寺事务只对皇帝负责，其他政府部门无权过问。各级政府如对佛门有何意见或建议，只能上奏皇帝，由皇帝裁可。不仅如此，北魏僧官还享有立法权、司法权、人事权、建寺审批权、宗教活动监管权、寺院财产支配权及对外国僧尼的管理权等。此外，北朝还有不属于僧官机构的断事沙门，这是皇帝亲自派遣的僧官钦差，针对佛门出现的种种弊端及腐败现象，予以整肃及处理，以保证僧伽内部的纯洁。

　　为加强对佛门的管理，朝廷还会出台一些重要举措，通过各级僧官机构加以实施。比如北魏延兴二年，诏令搜查无籍之僧，比丘若无官府文书不许周游民间。太和十年，命检索僧尼，凡无籍或修行怠惰的僧尼皆令还俗。同时，朝廷颁布《僧制》四十七条以规范对僧伽的管理。

　　隋朝的僧官制度在原有的架构上有了一些新的补充，隋文帝时，增添了外国僧主、二十五众主及五众主等僧官。外国僧主专门管理译经及外国来华僧人，二十五众主则是向全国僧众讲授佛教知识的二十五位僧官。五众主为佛学领域有高深造诣者，主要职责是在京城培训全国各地有较高水平的学僧，以培养佛学高端人才。隋炀帝继位后，为防范自己的统治风险，削弱僧官的权力，全面掌控佛门，实行寺额制和监寺制。寺额制是凡属寺院必须重新获得官府颁发的“云标”，即为官府批准的有额寺，否则就是不合法的私寺，予以取谛。监寺制就是皇帝或官府直接受派俗人去监管寺院，称监丞、监寺、道场监，直接对皇帝或官府负责，不受寺院上座、寺主和维那的管辖，可以独立行使职权，俨然成了各寺院的最高统治者。隋炀帝的倒行逆施，激起各地僧团的极大反感，也为日后的反隋浪潮增添了不可低估的助力。

　　唐代皇帝崇佛，又高度关注佛教对社会人群的教化作用，因而使佛教发展至鼎盛期。唐初僧官制基本沿袭隋代做法，由中央僧官及基层僧官组成。中央机构为鸿胪寺，属尚书祠部，中央僧官在原有职官序列中又增加了十大德一职。大德本为佛门中对年长且学问高深、德行卓著之僧尼的尊称，而这里的十位大德除具有此等资望外，还负有统领全国僧尼及处理僧伽事务的职权。玄宗天宝年间，对僧尼的部分管辖权归功德使掌管，而功德使是皇帝为建立修行功德所特设的官职，有内功德使、外功德使、京城寺观功德使、左右街功德使等，由禁军中尉兼领。安史之乱后，功德使演变成朝廷负责佛教事务的官员，在功德使之下，中央一级设左右街僧录，地方一级设僧正、僧统或僧长。基层寺院仍设监寺、上座、寺主、维那。

　　从唐玄宗时的安史之乱，到唐武宗会昌毁佛运动；从唐末黄巢引发的社会大动乱，到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佛门与全国民众一样接连遭受极大的摧残与巨大的苦难。在唐末和五代十国，尽管不断更迭的一些短暂政权仍因袭唐代僧官架构，然而，除吴越国尚为佛门“绿洲”外，以往依托朝廷的僧官制度已经风光不再。

　　的确，“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遭逢如此乱世，寺庙被毁，僧尼离散，命且不保，何来道场？所幸，百丈怀海禅师首创农禅之举，于荒僻山林，自耕自食，为禅宗立下安身之所，续佛慧命，使禅宗其后风行天下，其功德又岂可以道里计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