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林古港是历史上粤东第一大港。樟林因古时“遍地樟木，枞灌成林”得名，位于澄海县东北部。樟林古港是个“河海交汇”的天然良港，也是明清时期粤东的先侨率先冲破“海禁”，对外通商贸易，移民拓殖；对内繁荣经济，建设侨乡的历时450余载的重大商务活动策源地、驰名世界的“通洋总汇”。

　　大约据今4000多年前，沿澄海莲花山麓的樟林象鼻山，至莲阳内底一带的岛丘，已有人类从事渔猎的活动。随着韩江三角洲汉代滨线的形成，韩江的干流北溪不断延伸而进入樟林的泽泻湖腹地，故这个“河海交汇”的优良港湾，便渐渐呈现雏形。至隋唐时，樟林海畔已有渔村浮聚；隋大业三年，这里与南洋(莲阳)寨城以外的一片海域，是隋炀帝训练水师，发兵琉球(台湾)的大好基地；北宋时渔盐鼎盛，这里生产的海盐，名甲东南沿海，著名的小江盐场榷盐司曾设立于此；宋哲宗时，盐官李前为了打通潮州内陆的水运通道，便动用地方财政，招集大批民工，开程洋岗沙尾溪运河，使韩江的北溪与东溪相连，自此北上潮州，南“汇合水寨溪入海”，一泻百里，通畅无阻，为后来樟林古港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内地水陆交通运输的坚实基础。后人对李前的功绩予以极高的评价。

　　明代，樟林古港已俨然扼闽粤之咽喉，成为海防的重镇。这是因为：一方面首先以吴平、张琏、曾一本等为首的一批海商武装集团，以闽南和南澳为据点，勾结倭寇，横行东南沿海，“当其连船南下，自东陇、旗岭、飞钱、大洲、蓬子入，而苏湾危；自新港、东港、西港、天港、溪东港入，则蓬洲、鳄浦、鮀江危……” (《乾隆·澄海县志》)另一方面，后起的以“擅山海之禁以为利”的林凤、林道乾、朱良宝等为首的海商武装集团，却分别导演出“禁”则“盗”，“弛”则“商”的一幕幕海上武剧。这前后几股强大的海上武装势力，自明初至万历间，都严重地威胁着明朝东南一隅，故樟林古港的海防地位凸显特别重要。直至明万历末年，林凤和朱良宝先后被明朝统治者勾结西班牙的殖民主义者所彻底歼灭；而林道强，这个比郑成功开发台湾鸡笼(基隆)，至少要早半个世纪的，被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李挚誉为“二十分胆，二十分才”的“海商”英雄，却迫于俞大猷的强攻，只好带领3000子弟兵撤出基隆，几经辗转之后，到达马来大年港(今属泰国)开荒垦殖，成为《明史》上记载的第一批大规模冲破“海禁”，移民拓殖东南亚的潮汕先侨。其时，随着福建漳州的月港已日淤成陆，“河海交汇”的樟林古港，便以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把漳州的月港这个号称“天子的南库”的地位取而代之，这便是今天海内外学术界所认同的，樟林古港初兴的“第一起点”。

　　然而，樟林古港的崛起，应始于康熙七年台湾全面回归、海疆全线展复、八年澄海复县(1669年)之后，澄海人民饱受了自顺治三年至康熙五年(1646-1666年)这整整20年的斥地灾难之后，人民终于重返家园。康熙二十三年，清廷正式取消“海禁”。由“片帆不准入海”到“准其入海贸易”，乃至“准与暹罗大米贸易”等一系列的“弛禁”诏令，使樟林古港如闻声声春雷，商人纷纷造船出海。通洋贸易的活动应运而生，樟林古港便迅速地从原来的“渔盐之港”、“海防重镇”，一跃而变成“通洋”的“商贸、移民之港”，处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樟林港埠真正的黄金时代，还应推自雍正元年至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大约10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粤东人民继续发扬敢于冲破“海禁”的精神，终于用生命和智慧打造了“八街六社”的港埠格局。所谓“八街六社”就是以港埠中心的仙桥、长发、古新、广盛、顺兴、洽兴、永兴、商园等8条街，和围绕这8条大街的周围东、西、南、北及塘西、新陇等六个村社。其中仙桥街和长发街最繁荣，每街各拥有商铺和作坊各60余家，而且分类十分明确。如海淡水产、农林副产、日杂百货、医寓药材、洋行洋货、抽纱织染、粮食加工、银庄典当、侨批汇兑等等，应有尽有。故有“金仙桥，银长发，天上神仙府，地上樟林埠……”的歌谣到处流传。至嘉庆年间，由于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又增建了新兴街等三条街道和102间铺屋。樟林古港也从原来的1.2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扩大到“东起新兴街，西至蛡墩脚，南起叶厝围，北至天后宫”，占地面积4.6平方公里。港湾可停泊的大商船数以百计。港口航线迳通东北亚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为后来的汕头开埠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陈训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