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海外安全问题推动中国安保企业海外试水(2)

　　分一杯羹殊为不易

　　“还有中国公司做这一行？”

　　现今的伊拉克，说不清是处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在这样的时候，去伊拉克的都是些什么人？周晓飞在飞机上观察到，在从迪拜或阿布扎比飞往巴格达的航班上，除了当地面孔，西方面孔居多。以周晓飞的经验，他通过装扮和身体特征可以分辨出来，这些西方面孔的乘客很多都是“做安保的”。

　　业内人士不得不承认，与国外同行相比，中国安保公司现在还很难谈得上有多强的竞争力。

　　今年4月，凤凰国际智库推出了一份“国内及在华安保公司”排名，国外安保行业巨头士瑞克保全公司(G4S)和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高居榜单的前两位。这份报告指出了国内外安保行业之间显而易见的差距：“士瑞克保全公司从事安保业务已有100年历史，化险咨询也早在1975年就开展了海外安保业务。而中国国内主流安保企业直到1993年才开始起步。”

　　差距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国外大型安保企业的服务合同通常都厚达几十页，非常详尽；而我们的许多安保企业的合同往往就是几页纸。”刘新平说。

　　前几年，在去伊拉克等国家的航班上，如果碰到同胞问起自己的职业，周晓飞都会如实相告，对方往往会表现出惊讶的神情：“还有中国公司做这一行啊？”

　　几年过去，那样的惊讶不怎么出现了。周晓飞在飞机上偶遇的中国同胞，尤其是在国外工作的中资企业员工或个体老板，都对他的职业有所了解。用中安保公司国际部总监黎江的话说，“近一两年，海外安保行业的‘社会能见度’变高了”。在黎江看来，2015年甚至可以看成是中国“海外安保”行业发展壮大的“元年”。

　　说起2015年，海外安保圈儿里都会提起一起不幸事件。

　　2015年11月20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3名高管，在西非国家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一家酒店遭遇恐怖袭击遇害。习近平主席就此事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和保障，加强境外安全保护工作，确保我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来自国家高层的重视，加上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风险意识提高，黎江体会到，上门咨询海外安保业务的人比以往多了“三五倍”。

　　市场无疑是有的。“仅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中资巨头，一年的海外安保费用就在20亿美元左右。”中国海外安全与防卫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新平说。

　　但是，要想在海外安保市场中分一杯羹，却殊为不易。个中原因多多。

　　比如，依照有关规定，中国安保公司人员在海外不能持枪，这是相比于西方安保公司的劣势之一。因为不能持枪，诸如随行护卫等业务，中国安保公司通常无法承接。中方安保人员在海外是否应当持枪，目前在业界也有争议。几位接受记者采访的资深业内人士均表示，中方人员持枪确实也可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一名中方人员持枪将人打伤、打死，“麻烦很大”。周晓飞介绍说，目前中国安保业界采取的方式是，让当地雇用人员持枪，这样做，既不违反规定，也可以规避上述风险。

　　事实上，能否持枪并不是国内安保行业发展的真正瓶颈所在。人才才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黎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多数涉足海外安保的企业，都是从国内安保业务过渡而来的，“这是一个从劳动力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跨越。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早年的一些企业一样，向海外大量派遣本国人员去做安保了。”在黎江看来，大量派遣本国安保人员的做法，不仅过时，而且也不实际，“现在行业中主流的海外安保企业，大多采用的是向海外派遣精品安全官的模式”。

　　于是，合格的安全官成为稀缺资源。而所谓“合格的安全官”，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周晓飞的观察中，西方安保人员“很多是从特种部队退役的，都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国内的一些海外安保人员，虽然也号称是从特种部队退役的，但大多并不具备作战经验，或者经验并不丰富。这些人到了海外高风险地区，听到枪声一响，“也会像新兵一样紧张”。

　　语言是另一道门槛。由于语言不通，许多专业素质很好的安保人员，也无法在海外完全施展技能。

　　“能文能武”是当前海外安保行业用人的理想标准。但是，要找到现成的理想人才并不容易。像周晓飞这样在从业前就有在海外高风险地区常驻经历的从业者，在业界是凤毛麟角。

　　伟之杰安保集团总裁者美杰认为，安保行业吸纳人才的一个瓶颈，还在于人才本身的观念。他表示，我国的一些退役军警，退役后似乎更愿意“当公务员，谋个铁饭碗”，发挥特长进入安保行业，并不是这些怀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士的主流选择。

　　市场亟待规范监管

　　“市场被炒得过热了”

　　即便中国安保公司在海外开展的业务还比较单一，一些中资企业仍然愿意将一部分业务交给中国安保企业来做。

　　“聘用外国安保企业是把双刃剑”，者美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西方企业的优点是经验丰富，技术设备方面比较先进。但是，如果是油气等涉及国家利益的项目，有的企业担心会有“泄密”之虞。其次，在价格方面，“西方安保企业的服务价格比中国本土安保企业至少要高一倍”。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中资企业认为，在海外“还是自己人比较信得过”。

　　周晓飞听说过这样的事例：在埃塞俄比亚，一个中资企业项目所在营地遭遇当地反政府组织“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袭击，守卫营地的100多名埃塞俄比亚当地军警，在与200多名反政府武装分子交战了半小时后，“发现自己打不过就撒腿跑了”。

　　希望让中国安保公司做安保的海外中资企业项目并不少，但问题是，市场上能够提供完备海外安保服务的公司并不多。中国海外安全与防卫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新平说：“目前，真正涉足海外安保业务的中国本土安保公司满打满算不到20家，真正在海外落地的公司最多也就10家左右。”

　　在海外安保市场里，真正合格的“玩家”并不多，但市场却被炒热了，甚至是“过热”。

　　者美杰认为，“炒热”市场的主要有两个群体。一种是专门“炒市场”的，有些机构和专家，乐于组织各种冠以“一带一路” “海外安保”等名头的论坛或排行榜，打造各种对接平台，鼓吹海外安保的“蛋糕”有多大。“不少机构就靠这个吃饭。”第二种是一哄而上“做市场”的，“有资质没资质的”都觊觎着海外安保这块蛋糕，想要挤进来分一块。

　　“恶性竞争”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低价竞争、虚假宣传、托关系拿项目，这些都并不鲜见。有的公司并不具备安保资质，却以咨询公司的名义、以在海外临时注册公司或挂靠有资质的公司的方式，来争夺项目。”刘新平说。

　　“没规矩、没门槛，谁都可以做，鱼龙混杂”，这是者美杰眼中的海外安保市场现状。“中国本土的安保企业现在是各走各的道、各唱各的调。一个个小舢板怎么比得过人家大航母呢？”者美杰反问道。

　　有鉴于行业现状，刘新平提出了创建一个行业联盟，设立行业标准，整合海外安保行业的想法，“英国士瑞克保全公司就是由几家小公司整合起来的”。虽然每次和业内的人聊起这个想法都能获得不少赞同，但是刘新平觉得，真正要在业界整合各家公司的力量，却非常困难，因为“大家都想自己坐庄”。

　　此外，有些问题仅靠企业和行业自身是解决不了的，还需要政府有所作为。“用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我们需要‘顶层设计’。”黎江说。从业界角度来看，需要政府有所作为的地方很多——引导、督促安保行业制定行业标准；在安保企业为相关人员办理护照、签证时给予支持；出台监管政策、填补监管空白、成立专门的行业监管机构，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等等。

　　还有人建议，政府应大力扶持中国海外安保企业的发展。不过，黎江对这种说法有些不赞同。黎江认为，政府的作为也应该有界线。“什么叫扶持安保企业发展？是让国家分配给你项目，还是强制让海外中资企业购买多大比例的中国本土安保服务？如果是那样，无异于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垄断市场”。

　　刘新平也持与黎江同样的看法：“行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来解决。”

　　黎江拿起桌上的一个水壶打比方：“现在行业内存在恶性竞争，就是因为大家都无序地挤在壶口，竞争当然激烈。”而未来比拼的，无非是看谁能够在行业里做得“够专”“够深”，“第一个进到壶肚子里的人，喝到的水自然会多。”

　　中国本土海外安保企业要进到“壶肚子”里，要花多长时间？“3到5年。”虽然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但者美杰对未来仍表示乐观。（陈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