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强征中国劳工与日本律师团：在败诉中老去(图)

　　原标题 在败诉中老去

　　这是一场长达22年的跨国诉讼。法官换了一拨又一拨，原告相继离世，控方律师也“老的老，病的病，年轻一代开始顶上”。

　　自1995年始，中国民间一些普通百姓把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告上法庭。“南京大屠杀”“强掳劳工”“七三一人体试验”“慰安妇”“无差别轰炸”，战争遗留下的伤疤还在红肿发炎，活着的人证在减少，受害者及家属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法庭上要求对方赔礼道歉。

　　结局是一场接一场的败诉。有些一审胜了，二审又败了。但律师团仍在上诉。因为“战场”在日本法庭，控方律师均为日本人，他们与中国民间力量一起，无偿地“并肩战斗”。

　　“人类的良心与国籍、所处的位置没有关系，是无论谁都应该具备的。”日本律师团在2005年回顾十年诉讼之路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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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88岁的中国劳工受害者闫玉成和受害者家属阚翠花站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内。

　　75年前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内阁颁布了《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议》，“以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支撑太平洋战争。”这张公告改变了闫玉成和阚翠花父亲阚顺的一生。

　　一同被改变的还有赵宗仁。

　　赵宗仁87岁了，世代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挨着北六环，出门能望见太行山支脉。几间平房把老树围在院里，两个儿子住前面的两间，赵宗仁自个儿住后面。祖上都是老实农民。

　　老人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1944年，14岁的他招工到昌平修城墙，得了两升老玉米的报酬，总想再去挣点，所以保长说有新活儿时，他二话没说就去了。

　　当天下午，日本人把这群人里年纪大的、个子小的挑了出去，余下几百人上了火车。因为不知道去哪，沿途不断有人跳车逃跑。

　　到了老北京车站，赵宗仁也有机会跑走，他站在门口左一次右一次，“站了5个小时，闹不清方向，最后也没走。”

　　他们被运往塘沽港，关进一个被他叫做“集中营”的地方。三道铁丝网，一面是无边大海。“一个姓袁的，夜里翻身没打报告，汉奸拿着镐照着脑袋就打。”坑坑洼洼的海边，有水坑的地方丢着奄奄一息的人，还没完全断气，野狗就开始撕咬。

　　他们同中国的煤炭一起，被塞进船舱，运往日本。赵宗仁被骗去，闫玉成则是被强掳去的。直到一个发了善心的翻译替闫玉成寄信回家，家人才知道孩子在日本。“我姥爷骑个毛驴到我家，说不要等了，来信了。我妈一看是我的字，心才落了地。”闫玉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封信像油锅滴进了水，炸开花，村里被掳走的19个人背后的家庭，才算有了生气儿。“我是独生子，我回来以后，我妈睡觉甚至跟我脸贴脸，就这样亲热。”

　　在日本，晚上看月亮，闫玉成忍不住流泪，“那时候天真，我就想啊，日本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是不是一样的？”他脸上的皱纹随着回忆挤在一起。

　　“日本人军事上叫 ‘抓兔子’行动，甭管在集市还是村庄，把年轻力壮的围在中间，拴个绳，上车，拉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志愿者朱春立说。

　　当劳工时，被骗走的赵宗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筛砂子、搬石头，在铁轨上推小车。冬天日本的福岛很冷，总是下雪，他住在单层木板房里，积雪有七八十厘米厚，劳工穿着布面胶底的单鞋在雪地里干活。日本人有棉袜子穿，劳工没有。有人冷得没辙，就在建筑工地里找水泥袋子，纸的，围在腿里、腰里。

　　穿不暖，也吃不饱。有位老人向朱春立回忆，一有人去世，劳工就抢着去烧，因为可以吃人肉充饥。说到一半，老人突然痛哭，承认自己也吃过人肉。

　　出现暴动时，有的劳工不计后果，在河边找条小船，就往中国的方向划。

　　1958年，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山里发现了一个中国人，名叫刘连仁。他在山洞里住了13年，像个野人一样。挖个洞，捡海边的海带吃。朱春立记得，刘连仁说“那块(指劳工干活的地方)的折磨，比山里的豺狼虎豹还可怕。”

　　他在山东被抓走时，老婆已经怀孕，夫妇俩正期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被抓到日本后，监工以没完成任务、不懂日语、记不住工具名称等理由殴打他们，90公斤重的刘连仁，体重下降到50公斤。“照这样下去必死无疑”，在战争结束前的半个月，他冒死逃了出去，想到大概已经出生的孩子，他坚持逃亡，度过了北海道的13个冬天。

　　当他被发现时，才知道战争早已结束。他在塘沽港与妻子重逢，第一次见到13岁的儿子，他们痛哭着抱在一起，刘连仁嘴里嗯嗯呀呀，多年逃亡生活，他丧失了大部分语言能力。

　　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制作的《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记载，战争期间被掠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总人数为38935人，分配在35家公司的至少135个作业场。其中，6830人命丧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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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的宫崎，律师团为中国劳工在日本全国各地提起了诉讼。他们通过各自人脉联系地方律师，开始“持续的、全国性的联合斗争”。

　　“想想看吧，那些被强行抓来的劳工，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都是无权无势的人。他们不仅渡过太平洋，站在了日本的国土上，而且直接挑战的是日本这个经济大国。”律师团的领军人物小野寺利孝说，“在法庭上，他们要和日本政府决一胜负，这样的挑战我想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些老人在改变着历史，也激励着我们陪他们一起走下去。”

　　在法庭上，有人讲述自己右手拇指被夹在石缝中，骨头压得粉碎。说着，向法官和被告席抬起颤抖的手臂，将不能动弹的右手拇指举到头上；有人边说边冲到法官面前，“你们看看这头上的坑”；有的遭遇过于惨烈，致使翻译说到一半，泣不成声。

　　律师团想尽办法让未经过战争的法官体会当时的情景。他们播放NHK(日本放送协会)《神秘的外务省报告》录像，展示航拍的现场地形、当时40年未遇的严寒和连续降雪的气象资料、当地居民如何在大雪中艰难生活的报纸剪报。有的律师还曾打算让原告穿上粗麻袋上衣，向法官讲述受害经过；甚至有人提议做些当时中国劳工吃的“馒头”，让法官尝尝。

　　律师团还说服法官，将法庭“搬到”现场。他们来到港口边，沿着中国劳工每天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人们用风速计和温度计测算了数字，还找来当年监工打人的相似棍棒，重演历史。

　　律师们太想赢得官司了。当“野人”刘连仁的劳工诉讼案即将宣判时，所有人都开始坐立不安，有人和旁边的人互递眼神，有人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还有人连结论都没听完，就流出了喜悦的泪水。当宣读到全面承认刘连仁赔偿要求的判决主文时，法庭内一片欢呼声。律师和中国的志愿者相互握手、拥抱，人们抢着与刘连仁的长子刘焕新握手。刘连仁自己没能听见胜诉判决，于一年前去世了。

　　这是战争期间被抓到日本强制劳动的中国人，首次以日本政府为对象，提起的诉讼。

　　判决之后，日本政府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律师团又走访了刘连仁当初被抓地点的自家门前、被强迫劳动的煤矿遗址、被发现时的深雪覆盖的山中现场等，收集更多证据。但二审结果出来，胜诉转为败诉。律师团又上诉到最高法院，仍是败诉。

　　得知结果后，遗属刘焕新重复了刘连仁生前的一句话：“路途虽遥远，但是总能走到应该到达的地方。”

　　“本案应该到达的地方，就是正义之所在。”律师团在回顾这桩诉讼时说。他们护照里出现最多的是中国签证，早前来中国的农村取证，一些地区还“未完全开放”，日本律师只能止步省城。他们和承受过苦难的中国人一次次见面握手，对于痛苦的感知并不会被国籍阻隔。

　　“像冰山的一角，一点点砍，往前走一步，冰山就融掉一点。”索赔联合会的志愿者说。结局虽是败诉，但过程在“融掉冰山”。

　　1995年8月，律师团的第一个官司在日本开庭。原告之一是“七三一”人体试验受害者的后代王亦兵，这是在他父亲去世50年后提起的诉讼。

　　律师团找来曾逮捕他父亲的原宪兵三尾丰站到证人席上。三尾丰向王亦兵谢罪：“我就是逮捕你父亲，并将他送到七三一部队的三尾丰。我做了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的事情，实在对不起。”

　　王亦兵沉默片刻，终于开口道：“你是我的仇人，你抓走了我的父亲，他在七三一部队被杀了。可以说是你杀了我的父亲。”

　　三尾丰再次低头谢罪。他在法庭上说：“这位受害者的儿子见到我时，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可能是因为见到了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整理心绪需要一些时间。对于过去的侵略战争，知道的人太少了，尽管自己余生已是所剩无几，还是要彻底追究事实真相，让国民知道那些事实。”

　　他讲述了七三一部队的恐怖景象。俘虏们被剥夺了姓名，取而代之的是三位数或四位数的号码。他们被叫做“原木”。清点人数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像数木材一样，“一根、两根”地数。

　　三年后，身患癌症，不能行走的三尾丰坐在旁听席上，等候判决结果。他和王亦兵已经能够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了。几个月后，三尾丰离开人世，在他的葬礼上，王亦兵发来唁电。

　　“尽管从结果上是败诉了，但我们赢得了判决史上首次直接对七三一部队的残酷非人道的战争犯罪行为的事实认定。”律师团在《正义是否战胜时间》里说。

　　这是诉讼的意义之一。“日本的判决书都很厚，有时候10万字都不新鲜，一点一点认定加害事实，永远地刻在日本的司法史上。劳工的故事，正在被慢慢风化，基本被历史抹去了。我在大学教过书，也喜欢读书，总不至于那么孤陋寡闻，但我此前对劳工一无所知。”67岁的朱春立说，“我们诉讼的目的之一，是要搞清楚战争到底有多残酷，给受害者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

　　即便是败诉，一些法庭的瞬间，也别具意味。当原告询问结束时，法官竟主动对原告说“谢谢你远道而来”。

　　一位叫木村的福冈地方法院法官，让中国人赢了官司。他在判决后对本国媒体说，“法官在其一生中，会遇到一两次值得用职业生命做赌注的案子，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其中的一次。”他说自己写判决的时候，手是发抖了，但对结论没有犹豫。

　　那次官司，福冈地方法院大法庭的旁听席上坐满了人，他们既不是原告，也没有家属。“劳工事件的沉重分量唤起了人们的良心。”在日本，有专门支持诉讼的支援会，口号是：“战后50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他们在各地集会，拿个口袋在人群里传递，呼吁大家捐钱。朱春立曾看见一个裤子上满是洞的新潮小伙子为“慰安妇”推轮椅。

　　中国人心上的“冰”也开始融化了。战争刚刚结束时，尚未回国的劳工闫玉成对着日本街头的汽车大喊“八格牙路”；日本律师团到来时，很多受害者是战后第一次接触日本人，闭着嘴，不说话；当他们再次踏上日本领土，有人仍然心怀仇恨，甚至把排泄物扔在酒店的走廊上。

　　“战争让受害者心里过不去，不是缔结1000个《中日友好条约》，他们的感情就没了的。真正的友好是民间的。”朱春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有一场败诉让律师团印象深刻，宣判之后，受害者说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斗争到此并不算完，我对判决虽然不服，但现在心情却非常爽快。大家如此支援我们，这是比什么都令我高兴的事。”

　　“我们这些人，追究历史是为什么？

　　是弄清历史之后加深仇恨，追究历史还是为了和平，如果对侵略战争没有正确认识，那不可能构筑中日友好。中日之间的路到底怎么走，大家都在想。”做过驻日外交官的朱春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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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东京审判，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如此规模的诉讼。”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说。

　　为中国人代理这场难度显而易见的官司，小野寺利孝做了“打十年的准备”。

　　“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小野寺利孝在199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他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森森白骨的遗迹在脑中挥之不去。

　　“如果转过身去，背向受害者，那似乎是背叛了至今的自己。”小野寺利孝说。

　　1994年8月5日，北京长富宫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一份“确认书”攥在童增和小野寺利孝的手里。这两个不同国籍，相差15岁的人，开始人生轨迹的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