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会馆凝聚文化认同 在历史中寻新价值

　　盛夏的新加坡骄阳似火，绿荫掩映下的晚晴园独享一处幽静。这座闻名海外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在今年迎来了它的“大年”——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与此相关的活动将贯穿全年。几个月前，晚晴园与广东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策展“孙中山和他的新加坡友人”；不久后，晚晴园又将北上，与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联合推出展览活动。“孙中山”的印记，在南洋星岛将频频闪现。

　　在华人比例超过七成的新加坡，有太多的城市细节容易将现实牵回到漫长的华侨华人史。从风雨百年的晚晴园到方言弥漫的唐人街，从遍地开花的华文报刊到星光闪耀的华资企业，浮现于不同时代的华侨华人印迹，串联起华侨华人南渡的历史浮沉。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蓬勃发展的背后，百余年来绵延不息的华人会馆尤其是广东会馆，依然闪烁着历久弥新的光芒。自19世纪以来，华人会馆的变迁已成为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史的一道侧影。华人会馆的诞生与繁荣、低谷与振兴，无一不与星岛的发展起伏息息相关。如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中新两国合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而华人会馆亦将从历史基因中寻获新的现实价值。

　　历史

　　千名南洋机工长眠抗日运输线

　　近年来修葺一新的晚晴园，在陈列展示孙中山先生的南洋革命运动历史之外，专设了以“南洋华社”为主题的展厅，呈现近百年来华侨华人社会在新加坡砥砺前行的足迹。盛夏的晚晴园芳草萋萋、庭院开阔，步行于此，思绪瞬间被带入到百年前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

　　20世纪初，革命的烽火从中国蔓延到南洋，寻求海外支持的孙中山在1905年到达新加坡，当时的晚晴园主人张永福将这座别墅提供给孙中山作为寓所。一年后，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此成立，并逐渐成为动员东南亚华侨华人支持辛亥革命的领导中心。

　　当时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自19世纪初新加坡开埠之后，华侨华人已在此繁衍百年。

　　1819年，广东人曹亚志从马来西亚到达新加坡，建立了第一个华人宗亲会馆曹家馆。此时的新加坡已成为英国殖民地及其在东南亚的商品集散地，需要大量劳动力。两年后，中国第一艘商船从厦门直航新加坡，自此中国华南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开始大量来到新加坡，成为开埠时期的拓荒者，而其中多数来自粤闽两省。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类似，早期的华人会馆是南渡华侨华人海外生活的“避风港”。有数据记载，从1819年至1890年，在殖民当局注册的华人会馆有32间。早期的新加坡华侨华人主要从事体力劳作，会馆则是其生活福利和抱团生存的主要依靠。

　　经历几代人近百年的繁衍壮大，新加坡华人社会在20世纪初渐成规模，并出现一批商贾巨富。从1891年到1941年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前，50年间新增了至少124间华人会馆。彼时正值华夏大地烽火四起，在华人会馆的凝聚下，新加坡华侨华人成为支持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海外的重要支撑。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南洋华侨机工队。1939年2月，一则号召华侨华人支援中国抗战的紧急通告，在东南亚各国迅速传播。此时战火尚未波及东南亚，而志愿归国服务的华侨华人挤满了各个报名处。据资料记载，新加坡华侨王文松放弃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的高薪，告别妻儿，率10多个同伴携全套修理器具报名回国；身为家中独子，新加坡的吴钟标租车学会驾驶，改名吴惠民，瞒过家人报名回国。

　　最终，在南侨总会组织下，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3200多名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队”支援中国抗战。当时滇缅公路是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唯一国际通道，南洋机工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不顾敌机轰炸日夜兼程，驰骋于滇缅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出色完成了运输任务，有1000多名华侨机工长眠于抗日运输线上。

　　文化

　　华文报刊华语运动凝聚文化认同

　　二战结束后，随着新加坡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成长，古老会馆面临新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焯然说，新加坡建国之后，国力经济稳步增长，社会福利逐渐完善，华侨华人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改观。到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基本解决了失业和住房问题，华侨华人对传统会馆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弱。

　　1960年以来，新加坡新登记的华人社团数量持续下降，1978年至1984年间，甚至没有一家新增会馆。面对这种严峻局面，1984年，新加坡九大会馆举办了“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集体讨论会馆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研讨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决定成立一个代表全国宗乡会馆的组织——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

　　前述九大会馆中，广东的地缘性会馆占到3家。新加坡广东会馆会长何国才兼任新加坡宗乡总会常务理事，他说，宗乡总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宣教活动，充分发挥了传播传统文化的功能，同时各大会馆利用宗乡总会的交流平台，构建了华侨华人与政府的双向沟通的渠道，使得华侨华人的诉求得以表达，会馆也由此而展现新的生机。

　　华语运动的持续发展，正是华人会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振兴的一个缩影。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开始推行“英语+母语”的双语教育体制，英语成为各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而华文教育一度低迷，进而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在青年群体的继承和发展。

　　英语普及教育为新加坡在参与国际化中赢得了语言优势，但双语政策也暴露出弊端——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变得模糊。而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崛起，华语的重要性又再度凸显。

　　1979年，新加坡在全国举行“推广华语运动”，政府要求全体公务员、医院服务人员必须用华语与公众人士交谈，出租车司机、商场营业人员纷纷佩戴“我会讲华语”的徽章。

　　在文化教育方面具备传统优势的华人会馆在这一过程彰显出其重要影响，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纷纷成立推广华语小组，在华语运动中推波助澜。1980年，新加坡讲华语的家庭只有26%，在各方推动下，10年后这一数字增长到60%。

　　李焯然的另一个身份是新加坡广东会馆文教主任，在其牵线下，自2009年起广东会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连续多年举办全国汉语常识大赛，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常识。这项赛事得到了新加坡中学及初级学院的踊跃参与，每年的参赛队伍达数十支。

　　华语运动还带动了新加坡华文报刊在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作为海外华文报刊的重要中心，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发行量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被英文报刊超越。而随着华语运动的持续开展，华文报刊成为华族各阶层学习华语的重要载体，并发挥了沟通新加坡与中国之间资讯传播的媒介作用，读者市场不断扩大。

　　当时的调查显示，《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3家主要的华文报纸，每天总销数从1983年的33万份增加到1993年的45万份，每天阅读《联合早报》的读者人群超过70万人，这一数字占到当时新加坡总人口数的1/4。

　　如今，华语运动已经持续37年。在今年7月的第37届讲华语运动推介仪式上，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向公众说：“只要大家持续尝试讲华语就会不断进步。”

　　城中探粤

　　新加坡同济医院：传承150年的免费医馆

　　造访新加坡同济医院，是一个清晨。不到9时，医院一楼的大厅已经排满了等候看病的人。所有人有序地排队挂号、候诊、取药。最后，他们会路过一个并不起眼的慈善捐款箱。

　　多数人会顺手在捐款箱里塞下一些钱币，这似乎成为他们与医院的一种默契，也是他们支付诊疗费的唯一途径——新加坡同济医院是一家完全免费的慈善医馆，自其成立近150年来，医院依靠社会资助而运营，始终免费向公众开放。

　　时光倒回到1867年，早期南来的华侨华人在新加坡谋生，大多生活艰难。为了解决华侨华人的看病问题，当时的七家广帮商号联合创立了同济医院。医院自成立之日起，便坚持不分种族、国籍和宗教，赠医施药、分文不取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