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的海外华文媒体生存框架研究
作者10年来在三大洲的调查，浓缩海外华文媒体百年兴衰，展现华媒百年前的筚路蓝缕到当前社交媒体海外繁荣的内在逻辑，凸显全球移民传播中海外华媒生存框架的独特内涵
发表于CSSCI核心期刊《当代传播》2019年第三期。刘康杰，悉尼大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比较视野中的海外华文媒体生存框架研究
刘康杰
摘要：遍布五大洲的海外华文媒体，163年来都是中国在海外的助推器、放大器、联结器，同时也是极为独特的全球媒介与文化传播景观，数量、种类、发行区域均居全球移民媒体之首。以比较研究为视角，它们的发展历程折射怎样的生存框架？与中国的互动产生怎样的结果？在社交媒体的今天有何内涵？中外文研究还有十分缺乏。本课题用实地调查法、比较研究法等，通过挖掘、比较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地的华媒发展史，梳理、总结海外华媒兴衰的“生存大三角”：海外华人政治经济状况、大中华地区的兴衰、所在国的对外政策。课题还通过比较全球性的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与希伯莱语移民媒体，发现海外华媒“生存大三角”的四大内涵，包括：发展更多受到母语国影响，社交媒体时代繁荣的必然等。研究对国际传播、文化外交、海外华人华侨政策等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比较研究、生存框架、海外华文媒体、海外华人华侨、实地调查
一、中国走向海外的助推器、放大器
在国际传播的大花园里，许多地方都生长着一丛丛独特的鲜花，它们就是海外华文媒体。在全球媒体与比较研究的框架中，海外华媒特点非常突出。 一是历史悠久。1815年，马六甲发行的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日统计传》既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开端，也是全球范围最早的移民传媒之一(方汉奇，1999)。 最早的海外华文报纸1854年出现在美国旧金山，与其它语种相比，也是全球最早的移民报纸之一(Lai,1987)。 1856年在澳洲墨尔本的Ballarat，诞生了世界最早的中英文双语报纸《唐人新闻纸》，类似的历史不管在国际传播史还是移民传媒史都十分突出。
特点之二是种类、数量、发行区域均居全球移民媒体之冠。 世界上有一定规模的移民传媒有西班牙语、法语、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媒体。西班牙语移民媒体主要在美洲发行，法语移民媒体主要在非洲，阿拉伯语移民媒体主要在欧洲、非洲。但海外华文媒体却是全球发行，而且数量种类繁多。据2017年9月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统计，五大洲有63个国家有海外华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共1019家，华人们既能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大都市观看当地华文电视，也可以在非洲肯尼亚、拉美的秘鲁、阿根廷等国阅读华文报纸，还可以在澳洲、新西兰等地边开车边听华文广播。
特点之三是近年来海外华文新媒体全球扩展。人类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全球流行，使海外华媒出现跳跃式发展。不仅欧美大国，连南美洲小国苏里南、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大洋洲岛国斐济等都有华媒的微信公号，还有各类专业的App，如“华人头条”、抖音日本版等。华人华侨们虽然与家乡相隔千山万水，甚至在当地远郊，但只要有手机，就可以通过海外华文社交媒体实时了解家乡、当地社会以及接受各种服务。与全球性的社交媒体Facebook、Whatsapp、Twitter等相比，海外华文电子文化族群特点鲜明，在当前全球媒体文化中独树一帜。
从历史至今，海外华文媒体对海外当地和中国都产生了广泛、深刻、潜而默化的作用，是海外华人、中国走向世界的助推器、联结器、放大器。首先，海外华媒传递所在国的各种信息，是帮助华人新移民的融入当地社会的助推器。同时华媒提供家乡乃至全球各地的华人信息与服务，是维系华人与中国、全球华裔族群情感、生活的联系器。还有，海外华媒是公共外交利器，不仅在全球传播中华文化，树立民族海外形象，所以海外华媒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海外放大器。
深挖海外华媒的根，是海外华人华侨，而他们从近代至今对中国发展都起到巨大而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2017年中国侨联统计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有海外华人华侨数量7000多万，不少人已扎根当地，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竭尽全力，包括用他们的媒体，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深度走进全球化、华文社交媒体全球繁荣的当代，深入发掘、梳理全球传播背景下的海外华媒发展历程，探索海外华媒、华人与中国的三角关系，总结其发展规律，能够以史知今，对中国的海外交流、华侨华人、国际传播政策等都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相关研究与不足
综合学术成果、研究重点、学者背景等，在中国的海外华文媒体研究可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至90年代—学科形成期。这一阶段研究以传播史为主，受到不少学界业界翘楚的关注。如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在中国新闻史的许多著作中，深入介绍海外华文报纸在各大洲的历史，并著有《海外华文新闻史—未曾穷尽的研究课题》等论文。 他还以《海外华文报刊研究》为题，1998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原中新社社长王士谷先生1998年出版《海外华文新闻史》， 着重介绍美国、东南亚、澳洲等华报，特别是总结海外华报发展与中国国内政治海外影响的内在联系。总的来说，海外华文媒体研究这一阶段主要以史料挖掘和发展概况为主。
第二阶段，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的成熟期。2001年，程曼丽发表《海外华文传媒研究》， 系统梳理五大洲海外华文媒体概况，特别是报纸的发展脉络，这是改革开放后海外华文传媒首次在著作中成为独立研究对象，标志着学科研究的成熟。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已从历史研究、报纸研究扩展到在海外华文传播策略、效果、广播电视乃至受众研究，显示学科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2011年后，海外华文传媒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互联网时代。李大玖(2011)的《海外华文新媒体研究》是第一本专注于海外华文电子媒体的著作，也标志着学科研究进入新阶段。 该书以美国华人社区结构的深刻变化为视角，特别是通过分析当地大陆文化为背景的华文网站、论坛的兴起与发展，总结海外华文媒体从纸媒到电子媒体的演变。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大量高素质的年轻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改变了以往华人社群以中老年为主、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部分留学生成了全球最早的海外华文电子媒体创办者，其它许多留学生则成为这些媒体的受众。因此海外华文电子媒体的发展史，忠实地记录了新一代海外华人在西方双重文化背景中彷徨与奋斗。
这一阶段学科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加，如有学者提出从全球化和战略思维角度剖析海外华文媒体(程曼丽，2014)。 彭伟步(2015)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框架中审视海外华媒。他通过考察东南亚华文报纸，论述海外华报是全球本土化的体现，地域上这些报纸全球发行，内容上通过提供当地信息与广告，为当地华人服务、体现海外当地特色而生存。 近几年来，社会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海外华文传媒发生深刻变化，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传播的主力。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如对泰国、柬埔寨的3个华文报纸公号作案例分析。
另外，概括海外华文媒体的英文研究，主要可分为历史研究、媒体功能研究、文化学研究。历史研究方面，Wang和Ryder(1999)提供了全球最早的中英文双语报纸《唐人新闻纸》(The Chinese Advertiser)的许多细节。 Lai(1987)梳理了美国华文媒体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加利福尼亚华文报纸的史料。 在媒体功能研究方面，Lin (2010)从全球本土化角度论述了旧金山华媒对新移民的信息告知、社会融合、家乡联结功能。 Liu(2012)通过比较研究澳洲和美国华媒得出媒体“警示功能”(“Watch Dog”)不够，缺少深入挖掘当地华人社区、为华人而发声的深度报道和独家新闻。
目前唯一一本海外华文传媒的英文合著Medi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媒体与飘泊的华人)则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美国、澳洲等地的媒体“杂交文化”(Hybridity)，并指出华媒的文化悖论，既让华人受众们保持中华文化的联系，也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当地文化的融入。 近年来，随着微信的全球传播，英文相关研究也出现了，但主要是针对海外留学生的微信使用研究，对公共传播、大众传播框架内的海外华文电子文化探讨还未在EBSCO、PROQUEST等全球主要学术数据库发现。
上述中外文课题都为全球文化传播与移民媒体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但是有三个不足。一，框架研究少。移民媒体、特别是海外华媒的生死是由什么外部因素共同决定？以往课题不少是个案研究，缺少对海外华媒的生存与发展的总体性研究，特别是历史框架下的整体概括，包括媒体与社会环境、海外华人与华媒的互动关系的探讨。二，纵向研究少，缺乏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历史进程的研究。海外华媒今昔曲折多变，它们的发展历程有多少阶段？有什么共性？中国的研究曾沿用本土视角，将它们分成反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这些分期忽略了海外华文媒体是在海外的特点。三是比较研究不足，国际性的比较研究不多。很多中英文课题都集中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缺少纵、横向深入比较，特别是不同国别之间的移民媒体的比较。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尽管海外华媒在地域、背景、年代等方面差异很大，但本质上来说，都是海外华人办、海外华人看、以中国文化为纽带的媒体。结合上述中外文研究的不足，产生了5个研究问题：1.海外华媒的发展历程一共经历了多少个阶段？2.不同阶段折射海外华媒与海外华人、所在国、中国怎样的具体关系？3.发展历程折射怎样的生存框架？4.框架与全球主要族裔的移民媒体有何异同？5. 框架对社交媒体时代的海外华媒有何意义？
特别是第2、3个问题，海外华媒与华人、所在国、中国的关系，不管对历史还是现在、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基础性和全局性的问题。通过传播史厘清海外华人与华媒的内在联系，凸现海外华媒与中国政治经济互动的历史规律，有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推进国际传播与对外交流，也有利于海内外学界业界理解独特的海外华媒，深入认识外部条件对媒体的客观制约，系统回答以往研究中没有的答案。
研究者根据这5个问题，通过实地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深度访谈法，进行了8年的海内外研究。一是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研究者2006年至2012年在悉尼地区系统调查了华文媒体、受众及媒体环境。首先考察十个华人聚居镇区中心的几个主要报亭的华文报纸发行情况，采访当地老、中、青受众代表，然后对重点华文传媒集团如《澳洲新报》等进行专访，通过资深员工了解华媒在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发展史，包括总体情况和重点报刊，从不同角度梳理华媒发展脉络。
另外是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研究者在海外华媒、华人最多的国家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收集、分析、比较、总结第一手历史资料，包括在近现代海外华报最早产生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图书馆的影像、文字材料，澳洲海关19世纪中后期的文档，早期报纸影印件等，以及上述4个国家当地华人人口、移民传媒的近代及现当代研究等。
还有在专业论坛的深度访谈。研究者参加了第7、8、9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2013年，青岛；2015年，贵州；2017年，福州)，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华文媒体活动，每届均有300家以上的华文媒体参加。研究者每届会议均采访各洲有代表性的媒体10家以上，全面、深入梳理海外华媒的过去与现在。
分析、比较、总结不同地域、年代和途径的研究结果，发现海外华媒虽然在历史、地区、背景等方面有很多差异，但是有两个惊人相似。一是都经历是相似的6个发展阶段：萌芽、低潮、新生、低潮、发展、繁荣。二是不管什么阶段的海外华媒，它们的生存都受到三大外部力量的共同控制：海外华人、大中华政治经济、所在国政策，这三大力量就是控制海外华媒命运的“生存大三角”框架。
本文主要以澳洲和美国华媒为例子，深入分析、比较海外华媒如何在生存大三角-三大外部力量控制下的历史发展进程。案例选择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两国华媒数量、种类繁多、历史悠久，分别诞生了最早的海外华文报纸和海外中英文双语报纸，另据2017年9月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统计，两国分别有华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共86家和45家。在163年的历史中，两国华媒也都出现过三次繁荣和两次低潮。原因二是两国是海外华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不仅华人华媒众多，而且对全球和中国都有重要影响。原因三是两国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相似，又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在这其中，澳洲华媒在百年历史中出现过国际传播史上罕见的两次长时间“停刊”和三次“繁荣”，特别能体现三大外部力量的作用。所以，本文又以澳洲华文传媒为例深入分析，同时比较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以及西欧等地的华媒情况，从而挖掘左右它们发展的规律与力量。
四、从澳洲华媒的生死历程折射“生存三角”
综合4种研究方法的结果，从1856年至今，澳洲华文传媒经历了6个阶段，除嫁接阶段，出现了三次上升时期：1894年至1957年、1982年至2000年、以及2001年至今，同时也经历了两次“断流”，1859年至1893年、1958年至1981年期间都没有任何澳洲本土出版的华文传媒。一个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媒体在百年中几起几落，不仅在海外华文传媒史上没发生过，在国际传播史包括西班牙语、法语、希伯莱语、阿拉伯语移民媒体历史中也均无记载。 为什么澳华传媒历程如此罕见？这是“生存大三角”框架-三大外部力量：澳洲华人的兴衰、大中华的政治经济的起伏以及所在国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生存三角”框架中“嫁接”与“凋谢”
澳洲华文传媒的萌芽方式非常独特，它首先是“嫁接”而华文媒体的原生，具体地说，澳洲最早的华文媒体并不是华人办的，而是澳洲本地白人办的报纸？它的出生与死亡，就是生存大三角的共同力量决定的。1856年8月，世界最早的中英文双语报纸《唐人新闻纸》在墨尔本附近的Ballarat镇出版，这是一份由澳洲政府官员Robert Bell办的一份报纸(Wang & Ryder, 1999)。 这份报纸出版的主要外部原因之一，是19世纪初以来华人劳工在澳洲的大量增加(Fitzgerald, 1996)。 Bell是当地政府的翻译，他在与澳洲华人的不断接触中，深切感受到他们的勤劳、善良，很愤怒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于是办起了一份报纸，既为日益增多的华人的权益而呐喊，又为作为翻译的自己增加一点广告收入。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为移民社区办媒体，这在国际传播史上至今未见记载。
然而仅两年报纸就停刊，之后35年该国都没有再出版过中文报刊。 “断流”的原因，就是“生存大三角”不能提供力量。首先是大三角的第一极，当时澳洲华人的低下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不足以支撑华媒(Pan, 1994)。 19世纪中期到澳洲的华人，由于中国积贫积弱不少人连中文都不会，更不要说英文了。因此有一份免费报纸他们也无法阅读。另外，当时澳洲华人经济地位低，很多人在矿山工作，后来从事农业、洗衣业等高劳动强度、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华人生活贫困，整个社群广告少，不能为报纸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
“生存大三角”的另外两极也如此。当时的清朝腐朽黑暗、封闭保守，不能、也不懂支持在遥远澳洲的华报。而当时的澳洲政府，外交而言中国不能给它带来太多利益，内政而言澳洲社会也对这群文化、历史、习俗、语言都不同的人群心生荠蒂。因此，澳洲政府都暗中歧视、漠视当地华人，更不要说支持华文传媒了(Rolls, 1996)。 综上，国际传播史上独特的《唐人新闻纸》和华媒“空白”历程就是“生存大三角”的三极都不能提供力量所致。
(二)“生存三角”框架中的“萌芽”与“凋谢”
1894年9月，澳洲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己编辑的报纸《广益华报》在悉尼出版了，标志着澳洲华媒的萌芽。到20世纪30年代，华媒在澳洲出现一个小高潮，数量比第一阶段增加了8倍，仅次于英文报纸，雄居该国移民媒体之首(Fitzgerald, 1996)。 同样，这也是“生存大三角”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大三角”中的第一极澳洲华人的人数、文化水平和经济力量的增强。19世纪末，在澳的华人已有近十万人之众。与19世纪中期相比，许多人已受过初等教育，起码能看懂报纸了。与以前的澳洲华人社会相比，一个深刻的变化是，当地华人社会中已经出现阶级分化。大部分华人，仍然是出卖劳动力为主的无产阶级；然而小部分华人经过长期经济积累，已脱离贫困变成拥有资金、生产资料、销售渠道的资产阶级。这些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华人，更需要建立自己的媒体获得各种信息，保护他们的利益(Rolls, 1996)。
另一极，大中华的政治局势为海外华媒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支持。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在亡国边缘，各种政治力量风起云涌，特别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如火如荼，政治力量纷纷利用海外华媒，宣传自己主张，鼓动当地华人，争取各种支持。另一方面，海外华人们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他们有家人在这里，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与中国的丝、茶等外贸，都需要中国的政治经济力量配合。所以，当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寻求海外支持时，双方一拍即合，海外华媒们便积极为千里之外的中国政局摇旗呐喊(Kuo,2009)。
有澳洲华人和中国国内政治力量这两极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悉尼和墨尔本先后出现9份华报。除《广益华报》，1897年《东华新报》也在悉尼创刊，这是一份代表澳洲华人资产阶级利益的媒体，后来堕落为封建保皇党的喉舌。而墨尔本的《爱国报》、《惊东声报》是革命派的报纸，以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为目标。20世纪30年代，《民报》则同情布尔什维克。新中国建国后，由于种种限制无法实行大规模的对外传播。因此国民党背景的传媒一家独大。1955年，台湾驻澳大使馆主办的《澳华时报》创刊，成为当时澳洲最大的华文媒体(Liu, 1989)。
但1957年后，澳洲境内的中文报纸最终全部停刊，直到1982年(Liu, 1989)。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25年的“断流”？除了办报质量，还是“大三角”的原因。一是华人人数的急剧减少。澳洲从1901年开始，实施“白澳政策”，海外华人禁止入境。1888年澳洲华人有88000之众，而1947年，只剩下4700人(Fitzgerald, 1996)。 因此，华人受众数量已不能支撑媒体市场。“大三角”另外两极，一是澳洲政府长期实行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政策，虽然战后有所放松但还没有完全根除，社会环境非常不利于移民媒体。二是大陆和台湾在上世纪中叶由于自身原因，也无法大力加强对外传播。因此，澳华传媒又经历了25年的“断流”。
(三)“生存三角”框架中的“重生”
1982年3月，《星岛日报》集团在悉尼创立《星岛日报》澳洲版，打破了澳华传媒25年空白。1985年，第二份当代华报《华声报》、1987年原属《香港新报》的《澳洲新报》也在悉尼出版。其它周报、双周报、月刊等也逐渐在墨尔本、佩斯、阿德雷德等大城市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澳有各类华文报刊16份。值得一提的是，华文电子媒介也从无到有。1994年9月，一声电波划破长空，澳洲第一个华语电台-2CR电台诞生，它是粤语、普通话的双语电台，之后其它华语电台、乃至电视台不断出现。至2000年，澳洲华媒的数量比上一阶段增加了约2倍(Liu, 2012)。
为什么澳华传媒能重现生机和繁荣，迈入新阶段？答案还是“生存大三角”。一是澳洲政策的变化提供了媒体外部环境。澳洲政府在1973年最终废除“白澳政策”，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给予全国各民族包括华人平等权，支持各族发展他们的独特文化。这一政策在80、90年代还作了细化，为移民媒体构建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二是当地华人政治经济力量、人口的翻天覆地之变。因为废除“白澳政策”，华人在澳首次与白人实现了平等，获得了全部政治权利。另外，华人还可以移民澳洲并担保亲属移民，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中叶起大量香港、台湾、东南亚的华人来到这里，华媒的读者市场扩大并有了保障。
另一极，中国大陆与香港均对澳华传媒产生深远影响。因为1989年的社会风波，不少大陆留学生到了澳洲。1993年澳洲政府最终允许29000多名在澳大陆留学生成为澳洲永久居民，自此大陆移民逐渐成为澳洲华人社会的主角。90年代后，大陆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使得移民留学澳洲的人数不断增多。这不仅形成了稳固的华文传媒受众市场，也使得香港、台湾背景的华媒办报方针转向大陆背景的华人读者。还有部分大陆背景华人办起了媒体，或者进入了华媒工作，使得原有以“港台味”为主的华媒变得越来越有“大陆风格”(Collins, 2001)。
另外，香港对澳华传媒也提供了不少或缺的支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社会的进步，为西方包括澳洲输出大量技术移民和留学生，他们成为华媒的受众市场的中坚份子。香港媒体也成为海外华媒的助推器，如《星岛》、《新报》、《明报》等纷纷在海外发行当地版，促进了当地华媒市场的重生和繁荣。因此“生存大三角”是这一阶段澳洲华媒“凤凰涅槃”的根本力量。
(四)“生存三角”框架中的发展阶段
21世纪以来，澳洲华媒进入了新的繁荣。一是华媒数量猛增，据2017年9月举行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统计该国共有华文报纸、广播、电视45家，比上一阶段增加了2倍多，另有网站50个以上、微博微信帐号等230个以上(2017年不完全统计)，二是媒体融合加快，绝大多数传统媒体都运营网站、微博、微信、网络广播、视频等，三是社交媒体跨越式发展，各种综合性、专业性的微信公号不断出现。
澳洲华文传媒进入新的繁荣阶段是因为“生存大三角”的强大力量。一是新世纪华人数量大规模增长。早在2006年，澳洲统计局的数字表明使用华语的澳洲人口有4465,200 万人，占全国第二位，仅次于英语使用者。澳洲移民局2011年统计，华人数量已占澳洲新入籍公民的第一位，还有庞大的大陆留学生人群。一个体系完整的华人传媒市场在澳洲已经形成，而且受众市场的特点是以具有强烈的媒体消费渴求、渴望接受新知识、新事物的技术移民和留学生为主导。
二是澳洲政府“多元文化”政策和对华人和华文传媒的态度。当代澳洲经济、政治、外交都需要华人和中国。经济上华人越来越多拉动了当地消费；政治上已加入澳洲籍的华人具有投票权，更是各政党竞选拉拢的对象。外交上国际地位高、经济发展稳的中国大陆使澳洲在外交、外贸等方面都倚重。因此，当地政府继续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客观上创造有利于华人与华媒的社会环境(Hugo, 2007)。
还有就是中国在 “大三角”中的推动作用。一是中国政府在外交策略上重视对外传播和塑造海外形象，采取各种措施支持海外华媒，如中新社每年都加大对海外华媒包括澳洲华媒的供稿量。第二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军海外，不少成为海外华媒的广告主。第三是中国社交媒体的繁荣。微信的全球传播，使得移动互联网时代华人圈有了合适自己的社交媒体，当地华人们足出不户，就可以方便地与中国和当地进行联系和交流，因此各种有关澳大利亚的微信公号层出不穷。总之，这三大外部力量促进了当代澳洲华文媒体的繁荣，也是澳华传媒6个发展历程的根本因素。
五、从全球华媒发展历程折射“生存三角”
比较与澳洲相隔辽远的美国华媒、乃至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国的华媒历程，能证实全球华媒发展历程的相似性，尽管它们在天南海北，但基本都经历了“萌芽”、“低潮”、“新生”、“低潮”、“发展”、“繁荣”阶段，而原因都是“生存大三角”的决定性影响。
在美国，1854年在淘金华人聚居的加利福尼亚出现世界首份华文报纸《金山日新录》，标志着美国华媒的“萌芽”阶段，这与在华人聚居的墨尔本出现《唐人新闻纸》一样。但之后由于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低下和缺乏中国国内支持，直到19世纪末华媒都是在“低潮”阶段挣扎。但与澳洲华媒“新生”时期相似，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华人数量不断增多，国内反帝反封形势高涨，中国的进步力量为了推翻腐朽的统治者，纷纷在海外华人聚居地通过媒体为革命而呐喊。而反动统治者则不甘被历史淘汰，收买了另一些华媒为他们声嘶力竭作垂死挣扎，因而华媒出现新生乃至第一个高潮(Lai, 1987)。
可是，20世纪50年代，在美华人人口的减少导致华媒市场日益萎缩，这段时间大中华力量衰弱，也无力支持大规模对外传播，因而虽然没有像澳洲华媒那样出现空白，美国华媒数量也跌到历史新低(Yang,2008)。 从70年代开始，随着新一代港台华人移民的逐年增加，新的受众市场又逐步形成。又由于大中华的媒体力量支持，特别是《星岛日报》、《明报》分别在1972年、1981年在发行美国专版，华媒市场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Zhou & Cai, 2002)。 进入21世纪，由于华人、当地政府、大中华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各种积极影响，美国华媒继续繁荣。
与早期澳华传媒历程一样，新西兰1883年首次在奥克兰出现华文双语报纸，是当地白人办给日益增多的华人劳工看的。然而，由于华人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低下，报纸次年就停刊，接着是一段长达50年的空白(Ip, 2006)。 直到1922年，因为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海外延伸，国民党新西兰分部创办了《民声报》。但由于华人人口不断减少，大中华的无力支持，1972年后新西兰华媒又全部停刊。直至1987年，与澳洲、美国华媒相似，《星岛日报》在奥克兰发行新西兰版，掀开当地华媒新一页。21世纪初以来，由于“生存大三角”的力量，华媒总体繁荣至今(Li, 2010)。
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历程和相距遥远的美国、澳洲、新西兰等也有不少相似。因为19世纪中期到英国的华人劳工逐渐增多，英国最早的华文媒体是1866年在伦敦出版的《飞龙报篇》，但与《唐人新闻纸》一样，创刊几年后就倒闭了，华文传媒进入空白期。到19世纪末，华人数量的增多与经济地位的提高，1899年《中英商工机器时报》创刊，此后华媒进入缓慢发展期，不少报刊都为中国国内形势所影响。1958年2月，同时出现了两份倾向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华报《自由中国新闻》、《中国新闻》，但因为华人数量减少而终于停刊，华媒进入第二个空白期。但从70年代开始，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多，新的华媒读者市场又形成，香港媒体也来助力。 1976年7月，星岛日报创立伦敦版，开创英国华媒新阶段，直到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大陆华人，改变了华人受众市场与华媒方针，新一轮繁荣，特别是华文电子媒体的繁荣持续至今。 总结北美、西欧、大洋洲海外华媒6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列表如下。
用全球传播的角度比较，不管欧洲的德国、法国，还是北美的加拿大，华媒发展历程与上述4国都很相似。在德国，19世纪末，精通中文的学者编写的华文期刊《日国》。很短的时间就停刊了，接着是长达一百年的空白。直至1983年，当地华人卢家蕃与华人邱广南创办《欧洲时报》。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陆华人的增多，当地社会的优化，华媒逐渐繁荣。 加拿大、法国华媒的总体历程与澳洲、新西兰、美国相似，两国华媒虽然没有像上述几国出现在19世纪，华媒都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而出现的原因与上述国家却十分相似，是中国政治力量的海外延伸所致。1903年，保皇党在加拿大温哥华创办《日新报》，1907年，反帝反封建背景的《新生》、《世界报》在巴黎创刊。 之后华媒在两国都出现小高潮。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华人人口减少和当地种族主义政策，20世纪50、60年代是低潮，70年代后因为当地政策、大中华的影响和当地华人人口上升，华媒开始复兴，直到21世纪的新繁荣。 所以，总体上海外华媒的发展阶段是非常相似的，而相似的原因就是三大外部力量的共同控制。
六、“生存大三角”的四大内涵
梳理、比较、总结上述多个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历程，回答本论文的4个研究问题，海外华媒发展一般都经历了“嫁接、低潮、萌芽、低潮、发展、繁荣”阶段。而造成的这种全球性发展历程相似的原因，就是它们的生存三角框架由三大外部力量-海外华人、所在国政策、大中华政治经济共同决定的，如下图1所示。然而，深入挖掘这个这个框架，还有4个深刻的内涵有待回答：1.所在国制定海外华人华媒政策的基础？2. 大中华政治经济影响海外华媒的原因？3. 框架与其它全球性移民媒体的异同？4.对当今华媒发展的意义？
海外华文媒体生存大三角的内涵之一是，所在国根据什么制定有关海外华人与华文媒体的政策？所在国是基于它们社会的主体利益制定政策，从而作用于海外华人与华文媒体。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出现了“排华法案”，其它国家也都出现过敌视华人、包括华媒的时期。这是因为内政而言，当时华人威胁到四个国家的社会利益，特别是部分中下层人的利益；外交而言，中国积贫积弱，给其它国家的利益不多，其它国家可以较少顾忌，所以不少国家都歧视华人包括他们的媒体，甚至通过制定歧视性政策来保护社会主体利益。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华人华媒的发展当然缓慢。而20世纪末以来，海外华人们为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及社会消费都带来种种利益，而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既可以提供给其它国家各种利益，又使它们有所顾忌。所以，目前许多国家都客观上维持有利于海外华媒的“多元文化政策”。
生存大三角的内涵之二是，海外华媒与中国政治经济深刻互动，双方存在着两种互动联系。一是从中国方面分析，海外华媒是中国政治集团必不可少的全球媒体公共外交工具。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政治力量双方都把它们作为必须的海外宣传工具，因此成为它们的生存支撑力量之一。现在，中国政府出于国际形象考虑也在大力支持海外华文新媒体。所以如果大中华政治经济力量强大，就能延伸至海外，成为海外华媒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如果力量薄弱，海外华媒生存就失去了一个支撑。二是从海外华媒方面分析，海外华媒是由海外华人创办、为海外华人服务的，海外华人都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经济、文化、情感等方面联系。华人们便通过海外华文媒体，与大中华的政治经济力量保持各种隐秘或公开的联系，以达到他们的各种目的。所以，海外华媒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种联系，是中国媒体、文化利益的海外延伸。
生存大三角框架内涵之三是，海外华媒与西班牙语、希伯莱语、阿拉伯语移民媒体的发展史有同有异，在全球都显示出华媒生存框架的独特性。首先，4种移民媒体的相似点是都受当地移民社区和所在国政策影响。例一是移民媒体史上较有影响的希伯莱语移民媒体。它主要在19世纪初发源于美国，这是因为19世纪末，美籍犹太移民经过长期努力，逐步在当地政治经济领域崛起，使他们的移民媒体出现并开始繁荣。 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发展，加上美国多元文化政策，使得犹太移民媒体出现新高潮。例二是近年欧美地区的阿拉伯语移民社交媒体，因为中东地区21世纪以来的新动荡，阿拉伯国家难民近年越来越多人漂泊欧洲。思乡心切与羁旅之苦，使得海外阿拉伯人纷纷在社交媒体创立各种族裔信息交换群组，成为特殊的移民媒体景观。
而在生存大三角框架的视角下，海外华媒与与西班牙、阿拉伯语移民媒体最突出的相异之处是，后两者较少受到母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一是在北美等地的西班牙语媒体，相当部分并不是西班牙本土人士创立的，而是由南美洲阿根廷、中美洲哥斯达黎加等说西班牙语的近二十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人们创立的。所以北美西班牙语移民媒体，体现的是不同洲际的“杂交文化”(Hybrid culture)，自然和西班牙在政治经济方面联系不紧密(Xu,2006)。 二是阿拉伯语媒体。阿拉伯语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习俗等都有很多不同，有的甚至互相冲突，因此海外阿拉伯人并不像海外华人那样，成为相对固定的整体，同时阿拉伯语移民媒体也更多在体现出与当地的文化杂糅，胜于阿拉伯本土的影响(Adoni, Caspi, & Cohen, 2006)。
生存大三角框架内涵之四是，以微信涉外公众号为代表的海外华文社交媒体必将继续繁荣，全球扩展。人类社会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随着微信公号、华文App的全球流行，海外华文媒体电子文化将继续成为独特的全球媒体文化景观，这是什么原因？今天只是历史的延续，答案还在“生存大三角”里。首先，当前海外华人的大量增加，特别是不少90后、00后“互联网原住民”的出国、定居，客观上给海外华媒构筑了丰厚的土壤。另外，中国国际传播的格局由过去的“政府+主流媒体”拓宽成“政府、主流媒体+企业+个人”的全新模式，使得大中华对外传播的力量与影响继续增加。加上全球不少国家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因此尽管海外华媒有不少个体会被淘汰，但总体上的繁荣成为必然。移动互联网织就时空的今天，网络让中国与海外华人、乃至全球实时相连，而这其中，许许多多个“节点”就是海外华文微信公号、App等社交媒体。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深入探索海外华文媒体这个生存大三角框架，在当代中国有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
七、以史知今话必然
对于海外华文媒体生存大三角的内涵，还需要补充二两点。一是在论述中没有涉及媒体内容、人员等因素，它们固然也是海外华媒生存的根本力量。但从某种意义而言，媒体社会历史大环境对生存最为关键。二是海外华文媒体宏观相似、微观差异极大。在同一个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都有很多不同，更何况不同大洲的华媒。比如，在东南亚地区，华媒的情况就极为多样。所以，提出海外华媒的生存框架，只是为认识它们的总体发展提供参考，不否认它们的具体差异。
总体而言，海外华媒生存大三角的每个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断运动、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一个因素的强弱变化都会影响到其它因素，从而影响它们的发展历程。如，大中华力量强大，能给海外华媒和海外华人更多的支持，提供给所在国更多的影响和利益，就能减少所在国制定不利政策的机率，营造华媒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海外华文媒体生存大三角框架既是它们163年来生存的形象总结，也使学界和业界理解它们的理论建构，华媒正是在这三大变量的相互运动中，生存、发展或衰落、灭亡，经历着不同的历史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