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首页华文媒体

法国《欧洲时报》:开国大典背后的侨心侨力

2019年09月29日 16:34   来源:中国侨网   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字号:
中国侨网2018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司徒月桂为其爷爷司徒美堂敬献鲜花。(法国《欧洲时报》 特约记者 /卞正锋 摄)
    2018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司徒月桂为其爷爷司徒美堂敬献鲜花。(法国《欧洲时报》 特约记者 /卞正锋 摄)

  中国侨网9月29日电 近日,法国《欧洲时报》发表题为“开国大典背后的侨心侨力”的报道,文章讲述了侨领与新中国的不解之缘,华侨华人的努力至今为人们所铭记。

  70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开国大典的嘉宾中,有包括司徒美堂、陈嘉庚、蚁美厚等来自全球各地的侨领代表,这一幕呈现出的是,在新中国创建过程中海外华侨华人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所说,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结缘篇•侨领与新中国的不解之缘

  出席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十几位海外侨领,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克服艰难险阻走入这历史定格的时刻。而在他们身后,是千万华侨华人或以毁家纾难的报国情怀,与万千同胞共赴国难;或以自己的号召力,动员海外力量驰援祖国。他们的义举被历史铭记的同时,也与新中国的成立结下了不解之缘。

  司徒美堂的脾气

  “中国形势大变,谁为爱国、谁为祸国殃民已经一目了然,我虽老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出国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者,则热诚祝之。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必须给人民以自由。” 这是1948年8月12日司徒美堂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旧身份在建国酒店七楼航空厅,对左派报纸发表的“国是主张”,回应中共中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其当时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之情。

  司徒美堂可以说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少时丧父的司徒美堂12岁到美国求生,经历了不少屈辱的过往,17岁时加入旧金山洪门致公堂,26岁时在美国波士顿致公堂内另立系统,组织安良堂,其后在纽约成立“安良总堂”,开始了其几十年的“洪门大哥”生涯。而司徒美堂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其与孙中山的交往。

  1904年,孙中山为宣传革命加入洪门,司徒美堂前往拜会,并积极支持其革命事业。据传,清政府在美国安插一些眼线,企图加害孙中山。司徒美堂为了保护孙中山的个人安全,专门让孙中山住到了他的家里,外出的时候也是紧随其身做起了孙的保镖,两个人在一起总共呆了有5个月之久。吓得那些想害孙中山的人再也不敢贸然行动。

  1945年3月12日,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主张“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其“私自组党”。因此,在司徒美堂表示要回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并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后,惟蒋不予答复。这也为此后他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埋下了伏笔。

  1946年6月23日,司徒美堂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两人相谈甚欢。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

  1947年,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蒋介石为了获得各党派的支持,要求司徒美堂当代表,司徒美堂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派上海青帮的杜月笙来游说。

  同年,司徒美堂发表声明,脱离实为国民党中统控制的民治党。这此后,便有了上述所提1948年司徒美堂在香港发表的“国是主张”,以及赴美前夕,其在中共为其饯行时所作的《上毛主席致敬书》。

  陈嘉庚的疑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对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逐渐失去信心的,不止司徒美堂一人。旅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抗战期间,就曾因官僚宴饮之风而表达过失望之情。

  《福建日报》曾刊文,1940年春,陈嘉庚率团回到中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当然是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他这样要求是有原因的。

  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整个厦门的集美学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积蓄捐献的。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财政部等20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

  这样,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陈嘉庚再三恳求就此打住,对方认为这是客气话,不开宴会怎么表达感情?无奈,陈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话,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重庆让他感到窒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陈嘉庚向同为参政员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表达了赴延安参观慰问的愿望。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6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这次宴会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外。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菜。

  6月4日午后,朱德还陪同陈嘉庚前往延安第四军校参观。陈嘉庚注意到,学生及观众见到朱总司令时并不行礼。有一位学生还大声招呼:“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德随即脱掉大衣,和学生一起赛了两场。普通学生、士兵与共产党领导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嘉庚的延安之行,是其第一次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访问延安之前,他已经听过一些社会上对共产党的评价,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看过一些有关共产党的报道。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是不是真抗日,对民众如何?

  此行不仅打消了陈嘉庚来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更通过深入细致的交流以及他自己的所见,对延安、对这里的中共领袖和中国共产党有了真切的认识,并从内心里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回到重庆,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说,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

  【归来篇•开国大典背后的侨事

  对不少在新中国成立前返回祖(籍)国的华侨华人而言,他们的归途是从冲破重重阻碍开始的。

  抛家舍业,为的是踏上归途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为美洲华侨代表。这一年,毛泽东给司徒美堂写了一封语气真切、态度诚恳的邀请信。信中提到: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王起鹍曾在北京人民政协网撰文称,司徒美堂读罢毛泽东的来信,心情异常激动,一方面,想到一直积弱多难的故国终于将迎来曙光,本就有一腔爱国热血的他,虽年已耄耋,却壮心不已;另一方面也是为毛泽东的诚挚所打动,年少便闯荡江湖的他,深知世道人心,最是一个“诚”字难得。

  于是,他决心动身回国。然而,他的安良堂早已为国民党中委梅友卓所占,国民党中统分子也已渗入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国洪门致公党),身边的朋友和安良堂兄弟对此议论纷纷。

  司徒美堂力排众议,他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锄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汇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

  在他即将返国之时,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中,这个逃到美国的四大豪门头目邀请他吃饭,期间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司徒美堂断然拒绝这种“劝告”,说他是基于爱国之心,必须回去,完全出于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

  饭后,他恐怕事久生变,防有人向当局告密,便于8月9日乘飞机悄悄离开了美国。

  和司徒美堂一样,抛家舍业是一些参加开国大典的侨领返回祖(籍)国必须要作出的抉择。

  1949年10月1日,在登上天安门的海外侨胞中,有位年仅39岁的年轻人,他就是蚁美厚,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侨领中最年轻的一位。

  这一年的6月初,蚁美厚肩负泰国广大爱国侨胞的委托,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取道香港,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汕头《潮商》杂志曾刊文这样描述蚁美厚返回中国前的状态:对于此次“北上”参与国事,蚁美厚深知:自己将要抛弃优越的生活和庞大的家业,夫人金素娟将要挑起独自教养6个孩子、料理家务和掌管产业的重担,且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但他仍决定放下家庭,毅然踏上归国之路。

  历史已无法原音重现,但我们依然能够想象,从决定只身前往北平赴“建国之约”起,蚁美厚、金素娟夫妇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们还能够想象,在踏上舷梯的那一瞬间,蚁美厚脑海中浮现出《单刀会》中的一句唱词“波涛滚滚渡江东 独赴单刀孰与同?”一样的慷慨与激昂,所不同的是,关二爷当年是深入虎穴,而他蚁美厚虽犯险,但奔赴的却是心中的光明之地。

  在开国大典后,仍有大量华侨华人走上“归途”。

  广州《羊城晚报》讲述了这样的故事:1949年10月1日,在马来西亚一家平民学校做校长的华侨女机工白雪樵带领教师在学校升起了槟城第一面五星红旗,震动地方。她也因此进了殖民当局的“黑名单”,被指控为来自中国的“颠覆分子”,随后被捕关进一座深山监狱,每天提审。

  “他们问不出什么,两个月后我被送到怡保埠集中营。”白雪樵说,那时她已被视为顽固的“共产分子”,关押一年后,被当作牲口一样押上货轮驱逐出境。船行7天7夜,抵达广州港。

  道阻且长,但只要行则将至

  在70年前,从海外回到中国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于是,参加开国大典的侨领们踏上了艰难的前往新中国首都之路。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理事、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王起鹍撰写的文章描述道,新中国成立前,陈嘉庚接到了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真诚邀请。不久,陈嘉庚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邀请信。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易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1949年4月初,70多岁的陈嘉庚,踏上了归程。

  5月,陈嘉庚抵达香港,受到香港同胞空前热烈的欢迎。

  这时,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犹如秋风扫落叶般迅猛发展。到5月27日,当时,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也宣告解放了。在上海解放的次日早晨,陈嘉庚换乘捷盛轮离开香港北上。

  轮船在海上破浪前进。由于华南一带尚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捷盛轮只能在远离海岸的公海中航行。6天过去后,以每小时速率10里行驶的捷盛轮,终于来到天津的大沽口。陈嘉庚等人在天津只宿一夜,6月4日上午便乘上专列火车到达北平。

  连续7天的旅途,对一位76岁的老人已经是够颠簸的了,何况其中还有6天是在大海上。

  这一年的8月,踏上回国之路的司徒美堂乘机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又转乘轮船离港北上。6天之后,抵达塘沽港口,天津市交际处派人迎接。第二天,司徒美堂一行坐火车到达北平。

  蚁美厚的归途更为曲折。1949年6月,蚁美厚从曼谷坐飞机到香港,是由香港的振利成行和新加坡的华侨银行作担保,说他是到香港和东南亚各地视察业务、做生意。

  当时,从曼谷前往北平颇费周折。《潮商》杂志讲述了这样的故事:蚁美厚冒着各种危险,从曼谷辗转香港。港英当局给蚁美厚在香港逗留的期限是7天。但蚁美厚的行踪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当局曾派人来查问他。

  在巧妙安排下,蚁美厚于6月15日深夜登上了客货两载的外轮“挪威号”。为应付国民党军舰的搜查,蚁美厚在船上化名陈义民,身份是二副。为安全起见,这艘“挪威号”夜间熄着灯火,悄悄地穿过台湾海峡,由南海、东海驶入黄海,经过一周的航程,终于到达已被解放的青岛。

  长途跋涉,水土不服,蚁美厚在香港、青岛、北平等地曾先后发了3次高烧,据检查是患了肺炎。他在青岛因病休息了4天,然后从青岛乘火车到济南,两天后,再由济南乘火车前往北平。

  欢迎回家,5年间17.8万归侨

  在福建厦门集美学村有一座“归来堂”,有人说这是陈嘉庚的故居,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这是当地政府在陈嘉庚去世后一周年拨专款建设的,“归来堂”喻意不忘故土不忘家。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之后的5年内,中国政府共计接收归侨17.8万多人。

  北京《瞭望东方周刊》曾介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中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华侨纷纷赶回中国,希望报效国家。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后来追访的泰国归侨尹礼虎曾回忆道,当年他们的船驶进中国港口时,船上的一位教师指挥大家唱起《歌唱祖国》。回来后,“侨务局给我们作形势报告,平时看的是苏联影片,还参观土地改革成果展览。以后就送我们到补习班,大一点的就送到技术学校培训,年龄小的安排到学校,费用全部是国家承担。”

  当初中国政府为经济困难的归侨发放助学金,每年寒暑假都组织侨生冬令营或夏令营。新加坡归侨卓炳芳后来回忆,“我们这些远离亲人的侨生,深感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中侨委”),何香凝被任命为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庄希泉等为副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侨居国政府推行排华政策,大量华侨华人被迫返回中国。为安排难侨,中侨委于1951年8月增设生产救济司,庄希泉任司长,后又兼任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

  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中侨委在北京和各大侨乡开办了几十个华侨农场,对归国的华侨和难侨分别进行妥善安排。根据中央统一安排,回国华侨首先进入各地华文补习学校学习,然后再分配工作。

  【投身篇•他们助力新中国建设

  说起陈嘉庚的后半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卖大厦建厦大”。蚁美厚则于1949年底到广州工作,直至1994年去世,广东是华侨、归侨最多的省份,蚁美厚在那里长期从事侨务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归来的华侨华人们,投身于新中国各项事业建设,为新中国站稳脚跟贡献了力量。

  兴学: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华侨华人积极捐资兴学,让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逐步回归正轨。

  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故乡集美村,定居集美的12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期。他先后亲自主持集美、厦大两校校舍的修建,后又在1959年,创立厦门华侨博物院。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产业变为现款加上筹款共汇回100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1961年8月陈嘉庚病逝于北京。弥留时他还嘱咐“把集美学校办下去”。留下的遗着有:《南侨回忆录》、《南侨正论集》、《住屋与卫生》、《民俗非论集》及《新中国观感集》。

  蔡清洁,是知名的菲律宾华人企业家、社团领袖,也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奉献。他曾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名誉院长。在1986年的春节期间,他目睹石光中学恶劣的教学环境后,决定捐出150万元筹建教学楼和宿舍楼,接着又集资到180万元建设了科学实验楼。当得知学生们还缺一座体育馆时,又毫不犹豫地拿出300多万元的巨款筹建体育馆。这体育馆后来被命名为“蔡清洁体育馆”。

  1991年春,在得知厦大留学生们生活条件亟须改善时,他马上慷慨地捐出巨资为厦大招生的留学生们建设留学生楼。这便是后来厦大本部的“蔡清洁楼”。这也是继陈嘉庚先生后,厦大接受海外捐赠的第二大项目。

  不仅在厦大,蔡清洁还先后在泉州华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等单位慷慨捐建了许多项目,先生的捐资遍及福建省各地,为福建省的教育事业贡献良多。

  突破:化解两重意义上的封锁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同时又面临着政治、经济的双重封锁,就在这个时期许多华侨华人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贡献着力量。1949年11月底,蚁美厚奉命南下广州工作。当时广州解放伊始,粮食和各种日用品紧缺,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解决民众生活,中共华南分局叶剑英、方方等亲自找蚁美厚和邓文钊、朱竟之、伍治之等归国华侨商量,希望他们设法从海外运7万吨大米和大批日用品来穗。几个月来,蚁美厚和邓文钊、魏孟昌等为此奔波于港穗间,有几次险遭飞机炸死。后来,蚁美厚终于通过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董事长卢瓞川、总经理陈振敬、副总经理苏永奎购运几批泰国米,投入广州市场,供应民食。在这期间蚁美厚和邓文钊等还为解放大军进军海南岛筹备了一些军需品。

  抗美援朝初期,蚁美厚的夫人金素娟从泰国汇10万港币给蚁美厚,他全部拿来购买公债。当时有人笑蚁美厚:“为什么不拿来投资,不也同样可以帮助国家吗?”他简单回答:“目前国家财政有困难,又缺外汇,购买公债更能直接帮助国家解决困难。”

  而在抗美援朝时期,一位知名的香港华商也以利用其海上船队的优势帮助志愿军冲突禁运封锁将物资从香港转运到大陆。这个人便是霍英东。

  后来霍英东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过,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为避开缉查人员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一个小时搞定,像打仗一样。” 在当时,运送禁运物资风险极大,期间,霍英东率领的船队其中一条叫黑猫号的船被国民党方面的船只撞沉,“腐败的港英政府,想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撞船的肇事者,公然把被撞沉的黑猫号,推上了法庭。港英当局就想以走私非法运输的罪名,将我置于死地。” 霍英东回忆,最终法院驳回了控方的诉讼,判船货归还。就是在这样险恶的自然及政治条件下,霍英东的船队一次次把最急需的物资送达志愿军那里。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在抗美援朝期间为大陆运输物资,冲破封锁,那个时候以此支持我们,是患难之交!”

  蚁美厚和霍英东是当时众多港澳台侨界人士的缩影,他们突破的是外界为新中国设置的封锁线,而另一些侨胞突破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限制。

  印度尼西亚华侨汤仙虎是中国羽毛球队首批国手,也是中国羽毛球界首批拓荒者之一;中国早期“海归”林巧稚为中国第一个妇产专科医院——北京妇产医院的建成立下汗马功劳;曾获美国颁发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成就奖”学者,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怀着“科学救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历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福州大学副校长及中国科学院院长……这些华侨华人的努力至今为人们所铭记。

【责任编辑:谢萍】
中国侨网微信公众号入口
网站介绍 | 联系我们 | 广告服务 | 供稿信箱 | 版权声明 | 招聘启事

中国侨网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和建立镜像 [京ICP备05004340号-12 ] [京公网安备:110102001262]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68315039 举报邮箱:huaren@chinanews.com.cn

Copyright©2003-2024 chinaqw.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关注侨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