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创客：大陆不再只是“淘金场” 也是定居地(2)

　　文化创客

　　袁亮天生于台湾，但成长于大陆。念研究生期间，有次回台北，他骑着自行车满大街转悠，看到遍布街头的自助洗衣店，心想，这种模式能不能搬到大陆呢。为此他研究了好久，琢磨出好几个创新点。不过一算，一间店至少需要四五百万的投入，他只能不甘心地放弃这个想法。

　　2017年夏天，临近研究生毕业，他和朋友聊天，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两年国内流行什么，有人提到《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的走红，说起“匠人精神”变成一个热门词汇，感觉那些回归质朴与本真的风格重新得到人们的珍视。这么一说，袁亮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手捏一张绝佳的创业入场券。

　　他的母亲是一名画家，他一直帮母亲做着策展联络等工作，对艺术市场还算有点门道。母亲的朋友圈子他从小就熟知，其中有很多台湾本土的手工艺人。因此他想，何不把台湾的手艺人介绍到大陆，帮他们对接展览、讲座或授课机会呢——这是他目前的主要创业方向。

　　袁亮天组织的油画学习活动现场。

　　来大陆十几年，袁亮天还是说一口台湾腔，音调抑扬顿挫，语速慢慢悠悠。他说，他的大陆合伙人总是很急迫地推销团队，“我不会，我会先交朋友嘛”。

　　他知道，很多时候同行竞争过于激烈，大家都差不多，“讲来讲去讲不出什么点”。他天生会聊天，还懂幽默，别人一问，“你是台湾来的？”，他马上就能接过话头，从成长经历漫不经心地聊起，最后再绕回业务。这样一来，就帮自己在客户面前增加了一个记忆点。他相信，再拿出台湾服务业的水准来对待客户，谈一桩生意应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台湾的艺术家更会表达，也更愿意表达。从一件作品的构思到选材、制作到价值，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而大陆的艺术家不会讲解得那么深入，有待学习者自行体悟。

　　他非常欣赏这种讲解——不管是对于艺术家的自我包装也好，或是对整个创意行业而言。现在人们的消费热情起来了，但是艺术知识储备还没有跟不上，这个领域的从业者可以不那么“高冷”。

　　不仅是袁亮天，因为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早，从文创切入大陆市场，也是很多台湾创业者的首选。

　　谢国梁在台湾曾是有名的政坛明星，曾任基隆市国民党三届“立法委员”。2014年，从政转商、成立华联国际以后，主营业务之一是将台湾电影引入大陆。

　　之所以选择内容产业，是因为他认为“内容这种东西是有底蕴的，文化底蕴不同，拍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2015年，华联国际出品的小成本青春片《我的少女时代》在大陆上映，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在他看来，大陆青春片与台湾青春片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习惯在故事之外包裹一层民族和时代的宏大背景，但“台湾不管这些东西的，台湾只讲我今天快不快乐”。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区别是一起典型的文化冲突。设计师Jolor也有同感。他笑说，刚过来的时候，把一版作品发给客户，无论是什么品类的客户，反馈给他的修改意见都是“能不能再大气一点”。时间久了，他也渐渐理解。

　　挣脱瓶颈

　　老一辈的台商爱抱团，大多数人刚来大陆的第一件事是加入台商协会，就像拜码头一样虔诚。而台商圈子里也流传着一句玩笑——台湾人总怕被大陆人骗，但最后才发现，骗人的不是大陆人，而是早来几年的老台商。Jolor在创业早期也有这种心理，在一堆摸不清底细的供应商面前，怕踩到地雷，他都会选择台湾供应商。

　　这种保守在新一代的台湾创客身上减少了。

　　唯纶觉得，如果自己固守台湾式的保守，可能会令自己失去很多机会。她举例说，“假如我有两位朋友互不认识，其中一位想通过我和另一位做生意”，“如果我还是台湾的思维，我可能会犹豫要不要介绍，万一他们闹僵，我夹在中间怎么办。”现在她在大陆，逐渐习惯了一种互通有无的规则，“很简单嘛，直接拉个微信群，介绍一下就好，闹僵了关我什么事。”

　　她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后的那代台商，机遇太好，“闭着眼都能赚到钱”，而自己这一代创业者，虽然也有大把机会，但同样要花大量的努力。

　　Rachel的创业项目是面向儿童的财商教育，为此，她需要与银行、学校以及NGO建立紧密的关系。到上海创业之后，她参加过数不清的论坛和行业交流会，但几乎没怎么与其他行业的台湾创业者有过联系，“一开始就是进入本地的圈子”，这里有大把的人脉资源等待她开拓，同为台湾人这个标签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创业前，她在台北一家外资银行工作。2008年金融风暴后，她越来越发觉，天花板很明显了，哪怕做到银行行长，“也就那样”。

　　这种对于台湾市场的逼仄感，并非只是她一个人的感受。Jolor现在在上海开了家活动策划公司，承接了各大奢侈品品牌的线下活动策划。他清晰地知道，如果回到台湾创业，不仅客户给的预算会折半，更重要的是，他将会丢掉许多重要客户，因为大陆是各个品牌在亚洲市场的绝对重心。

　　廖子瑄有使命感在身。她说不清这种使命感从何而来，也许是目睹过父辈生意的变故，也许是源于她的正直与热忱。

　　看到对大陆抱有疑虑、迟迟不愿跨过海峡看个究竟的台湾年轻人，她很心急，“你看到一个东西好，就想赶快招呼朋友过来”。

　　廖子瑄在大陆参加创业类的电视节目。

　　她记得自己赤手空拳地过来，一开始没有任何销售通路，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上网搜各大超市和电商平台的办公地址，登门拜访。原本也有顾虑，设想过某种门路的存在，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但最终发现对方很直接，最关心的是她能不能稳定供货，能就上。

　　她也遇到过波折，去年，原计划是主推一款产自阿里山的山葵，台湾的种植农民和大陆的销售渠道都谈好了，忽然接到通知，山葵进入禁止进口的产品名录。她心有余悸，“还好没下单，下单我就完了”。

　　现在，早上一睁开眼，她便打开国务院和各大财经新闻的APP，把最新的政策和新闻都刷完了，心中才有安全感。

　　总之，“过来才是真的创业”。

　　为了招募人才，她以雇主身份参加过一场面向台大学生的招聘会。对于加入初创企业，台湾学生们倒是保有极大的热情，但当她问到是否有人愿意去大陆工作时，场子便凉了，没什么人举手。

　　她有一位朋友，被大陆一家互联网企业看中并许诺高薪，但母亲说“不安全”，因此打了退堂鼓。她听着很不可思议，但也知道，确实有不少年轻人是这么想的。

　　现在，她同时帮金山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和青创院两家孵化机构运营社交账号，传播她的创业心得。她也回台湾上过电视节目，像推广大使一样鼓励台湾青年到大陆创业，“救一个算一个”，她觉得台湾“太舒服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唯纶对这个现象也有亲身体会，得知她要来大陆创业，“家里60岁以上的长辈全都不支持”，她的几位好友还在facebook上把她列入黑名单。“拉黑就拉黑了呗”，她撇撇嘴，不觉得生气，只觉得好笑。

　　台湾年轻人理解的创业很简单，多半是开家店，甚至就在路边支个摊。廖子瑄觉得这种创业方式不过是“昙花一现”——卖一点当下流行的，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呢？

　　华联国际董事长谢国梁对此看法相似，“台湾没有太大的创业环境”，年轻人创业基本上只能在生活方式领域小试身手，“如果你想新创什么，早就被大的集团抢先了”，但大陆不一样，“因为互联网的关系，你提供的价值和服务能很快在几亿的用户里取得市场”。

　　这一年来，廖子瑄成了金山区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的典范。一年前，她冒冒失失找上门来，结果歪打正着，这事已经成为一则段子，在圈子里流传。

　　她只是希望自己像父辈那样——他们“拎着皮箱走天下”，仿佛天底下没有吃不了的苦，也没有谈不成的生意。如今她跨过海峡，迫切地想找回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