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怎样不“自伤”(2)

　　入乡随俗、入境问禁需因地制宜，不能一劳永逸。同一个汉语名词，在不同语言发音所带来的褒贬含义大相径庭。实际上，即使是同一语种，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葡萄牙葡语(葡葡)是“小伙子”的puto，到巴葡则成了“妓女的儿子”。当然，而对于有些国家使用的我们似乎能看懂的语言，同样不能想当然。如汉语“书信”对应的日语是“手纸”，这不是“自伤”，日语原本就是这样表述的。日语中手纸(厕纸)，则借用了英语toilet paper，用日语假名拼写就是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同样，近年“新晋”的日本姓氏“我孙子”(あびこ)在日语中无论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官职，还是古代的打渔村落，抑或是日本从国外引进的火神名，都不存在任何贬义，在理解时不能想当然。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即使在国内，有关表述也要有所顾忌。如“上海航友宾馆”中的“航友”拼音“Hang You”在英语中是“吊死你”，懂英语的海外来客难免望而生畏。如果这个宾馆是在偏僻省份，且其拼写是在特别小的语种中含有贬义，则无须担忧。但上海是中国大陆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城市，该宾馆作为涉外星级宾馆地处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对面，且贬义又出现在实际上扮演着世界语角色的英语中，因此，拼音还是要设身处地。若改为“航空之友”，就可大大冲淡原有恶意。

　　二是向工具书和专家学习。文化走出去，既是慢功，也是硬功，甚至是无底洞。看看《英语委婉语大词典》等类似的工具书，就会明白语言陷阱多到防不胜防。

　　美国在审查车牌文字上的做法，值得借鉴。作为民族“大熔炉”，美国每年申请的数百万个个性车牌必须照顾到不同文化的感受。各州规定个人车牌所具有的特殊内容，必须文字健康并经政府部门批准。为此，审查者不仅要熟知本州详列的禁忌，经常上网查找，不断翻阅各类俚语词典，充分发挥想象力，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审视车牌上的文字组合，并在遇到外语难题时咨询语言学家团队，严防任何冒犯他人、伤害感情、有碍观瞻、违法犯禁以及对种族、民族、宗教、性别等辱骂的语言出现。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几年前华盛顿州一个标有“CABRON”车牌的车主在被起诉后称该词是“加利福尼亚铜”(“California Bronze”)的缩写，但审查者聘用的语言学家认为该词在西语的普通词义是“公羊”，但作为俚语则有“混蛋”等诸多贬义，因而车牌仍被吊销。在整个美国，每年有上千个个性车牌因此申请失败或被“下岗”。

　　车牌问题，在美国尚是“内宣”。针对不同国家的跨文化“外宣”，更需慎之又慎。

　　更正固然是好事，但在使用前经深思熟虑而淘汰那些贬义选项，更值得提倡。“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的英文简称，就是个正面例子。该论坛的全称是“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在使用其简称“Belt and Road Forum”时若再进一步简称为“BARF”或“Barf”，就会“躺枪”。这个简称等同vomit、puke等，是“呕吐”之意。实际上，英语随便一个包含3到4个字母的简称，都可能是几十个全称的缩略，还原后就容易出现贬义。“Belt and Road Forum”的简称“BRF”，可上溯到80多个全称，迄未发现有贬义。“BARF”的全称虽然只有30多个，却出现了例外。

　　三是向当地民众学习。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无论学习哪种外语，学得最快的永远是脏话。对于本地语而言，更是如此。实际上，这也是民众“防身”之需：总不至于被人骂了还在说“谢谢”吧。

　　汉语在转化过程中，当地民众一个诡异眼神和一丝坏笑，都暗示出现了“情况”。长安汽车参展时，就是看到当地人窃窃私语、掩口而笑才发现了问题所在。上文提到的智利圣地亚哥饭店名的“华丽转身”，也是饭店老板敏于观察并虚心向当地民众请教的结果。

　　这里所说的“当地民众”，实际上也包括长于斯乃至生于斯的华侨华人。他们长期接触中外文化，对于语言转换中的贬义格外敏感。美国华侨华人修改“谢南多厄”的译写，就是典型一例。在《美国地名手册》收录的约4万个地名中，带“厄”的地名有百余个，最有名的当属美国东部的“谢南多厄国家公园”(Shenandoah National Park)。但其中的“厄”字具有“灾难”“受困”等贬义，与“多”字相连更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正因如此，当地华侨华人委婉地改成了“仙那度”或“仙那多”，不仅将所有晦气一扫而光，而且还增加了几分仙风，也令人怀恋起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堪称文化落地的创新之笔。只是当地华侨华人数量太少，没有象“旧金山”那样取代“圣弗兰西斯科”成为当地译写的主流。需要说明的是，翻译遵循约定俗成原则，但在贬义面前，这一传统当让位于“回避贬义”原则。

　　四是向老牌跨国公司学习。老牌跨国公司，长期与不同文化打交道，曾经沧海，经验丰富。汽车中的奔驰、宝马、保时捷，饮料中的可口可乐和雪碧，连锁店中的家乐福等，不仅表述地道、易拼易读，而且朗朗上口、含义吉祥。如可口可乐，不仅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而创造出了32种口味，而且在精神上也给人以愉悦享受。上世纪30年代，可口可乐刚走进中国时曾被译为“蝌蝌啃蜡”。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这款味道和名字“双重古怪”的饮料销售情况可想而知。后来，该饮料公司登报重金悬赏征求译名，最终南京大学著名校友蒋彝教授脱颖而出，从而成就了广告界迄今公认译得最好的品牌。

　　译名这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其价值难以估量。为确保中国产品名称能与东道国的语言和文化习惯“愉快相处”，有必要学习可口可乐的经验做法，在当地进行测试或邀请当地顾问对名称的褒贬进行评估。一旦发现“自伤”，必须及时予以“救治”。

　　“救治”的方法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用发音接近的字代替。

　　长安汽车最初浑然不知，弄清原委后及时改为在葡语中没有贬义的“长安”(Changan)，从而得以被巴西人欣然接受。当然，也可以彻底改头换面。中国在英语国家的多家带有“熊猫”和“龙”字的中餐馆，过去多年来都改成了与原名并没有多少联系的新名。“救治”还可以用回避矛盾的方式解决矛盾。如对于缺乏辨正思维的外国中小学生，上文提到的神话和寓言最好从课本中删去，以免其以点代面，对中国文化产生质疑和偏见。

　　对于那些反复出现的“自伤”，需要建立标准。在俄罗斯，带有“辉”“慧”等字的中国人名，都会在拼音第二个字母后额外增加一个字母，以冲淡原有“恶意”。目前，这已成为共识、常态和标配。

　　“祖训”也要与时具进。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要求“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但这一传统并不绝对。严格意义上讲，问世只有60年的汉语拼音也是一种更改甚至是革命。古人采用的是一种双拼制注音法，即反切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调”，如“缓，胡管切”等。在中国急速“走出去”的今天，含有贬义的姓氏拼写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如“李”姓华侨华人在美国一般更改为Lee。这一更名摆脱了原有的“撒谎”贬义，也接上了地气。Lee姓在美国名人辈出，“轻骑兵”亨利·李和罗伯特·李父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两位分别是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时期的英雄，都受到美国人民的爱戴。

　　“王”在国外拼为Wong，“张”写成了Chang或Chiang……表面上看是沿用了1958年前中国采用的威氏拼音，是某种程度上的约定俗成，但其更大的意义在于避免“自伤”。

　　其实，姓名“落地”时一旦发现“自伤”，外国人同样会进行更改。1999年5月太平洋总部司令、海军上将普里厄(Joseph Prueher)被提名出任驻华大使，我国多家媒体在报道中也使用了这个姓氏。但在12月9日抵京走马上任当天，普吕厄就让发言人正式宣布更名为“普理赫”。更改的原因不言而喻：“厄”有贬义，与“普”相结合，更容易引起恶意联想。同样，格鲁吉亚语中的“酒司令”发音与汉语中的“国骂”毫无二致，当地人在与中国人碰杯换盏时也学会了回避。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近代翻译家严复的这句名言，慨叹的是翻译之难。而中国文化“走出去”，要考虑到入乡随俗、兼顾到当地文化，译介难度就更大。这是文化交流之大事，需要慎之又慎、精之又精。两种文化只有“愉快相处”，才能达到“民心相通”，实现从符号层面向价值层面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