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铮铮

　　“海归派”由于在国外生活多年，精通外文，又熟悉欧美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方式，在维护和争取国家利权的交涉中，自然也更有办法。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周万鹏。

　　周万鹏，上海宝山人。第三批赴美，时年11岁。周万鹏回国后入天津电报学堂学习电报工程。民国年间，他长期担任上海电报局局长、上海电报传习所监督兼电料管理局局长；还曾任赣、皖、闽、浙、苏等省电政监督，交通部邮传司司长兼电政总局局长和电政监督；先后主持宁汉、滇黔、陕豫等电报线建设工程，筹建广州与上海电话局，为中国电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在一些涉外谈判中，他为国家争回了许多利权。1907年5月，主持中、德、英关于上海、青岛水线和胶济铁路转报合同谈判，力挫强权，写上了“德国不再增设电线”的条款，购回了塘沽至北京的电报线；1908年，主持中日关于东三省和烟台水线谈判，又达到了烟台水线不再发商报与给价、收回东北电线等目的。1909年和1914年，先后取缔了英商私设在上海惠中旅社的电台和法国私设在顾家宅电台。为此，蔡元培曾高度评价他：“导引电政，吾国之倡。周旋樽俎，折冲外攘。清廉峻洁，不媚于上。”

　　第一代海归派足迹遍上海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也是第一代海归派施展才华的舞台。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50年中，上海滩留下了他们或深或浅的足迹。

　　电讯、铁路、海关等当时最新的技术部门和涉外机构，多以这群海归派为中坚。从1900-1923年的23年中，上海电报局先后有局长(总办)五人，全部出自海归派。

　　后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的唐国安，1885-1907年一直任教于圣约翰大学，期间还担任了环球中国学生会会董，负责编辑过《南方报》。调外务部不久，1909年又与另一位同学刘玉麟作为中国代表来上海参加万国禁烟会，为禁绝鸦片而努力。

　　后任海军司令和外交总长的蔡廷干，在美时因顽皮而被美国老师认为不堪造就，最后送到机器厂学艺，被称为“好斗的唐人”；曾因于甲午海战中驾鱼雷艇逃跑而成为颇有争议的人物。回国后曾长期兼任中外关税税则谈判的全权代表，在上海与各国谈判。

　　至于留美幼童中的翘楚人物唐绍仪，更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大动荡的时代里，他曾两度充当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的主角之一，不过，第一次他代表的是北方，第二次他代表的是南方。第一次当的是袁世凯的代表。但他骨子里的民主倾向与一心独裁的袁世凯不能相合，3个月后便弃职来到了上海。寓沪期问，他担任着金星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合作，实现了在政治上的转折。1917年南下护法，先后任职广东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和南方军政府七总裁之一，这便有了第二次以南方军政府总代表身份，来沪与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展开谈判。

　　摘自《当年那些人》华文出版社 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