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许下爱智慧的宏愿

　　1979年秋，16岁少年彭富春独自出门远行，走出乡野，来到了珞珈山。这是一片文风积淀深厚的圣地。在百废待举万象更新的年代，无数如彭富春一样的有志青年聚集在这里，他们英姿勃发，摩拳擦掌，对未来满怀着憧憬与期待。

　　初入大学的彭富春选择了中文系，脑子里充斥着文学家的梦想。然而真正来到大学中文系之后，文学青年们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想像般那样，他们并不一定能实现诗人或小说家的梦想。

　　中文系的老师们讲授枯燥的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课堂上少有思想的碰撞和个性的张扬，这让天性聪明的彭富春很不适应：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式豁然开朗了，知道老师会讲什么和如何讲。但这种觉悟带来的结果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它使我厌恶了课堂学习。”

　　于是，他开始有选择性地上课。他为自己量身打造了学习计划，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涉猎群书和潜心思考上。如同蜜蜂采花酿蜜，彭富春给自己划定了相当广博的阅读范围。他把强化阅读的书籍分为了三类：经典的文学作品，先哲或当代名家的文艺理论，美术、音乐、心理学等文学相关领域的权威著作。在大量理论著作的“狂轰滥炸”下，生性热爱思考的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的兴趣发生了转移。

　　“我已经意识到，美学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因此要学好美学，必须学好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存在主义开辟了另外一种哲学思考的道路。首先它关注人的存在，其次它将人的存在理解为个体的存在，最后它揭示人的存在的各种情绪，如焦虑和无聊等等。这样一种哲学与我青春期的苦恼意识正好吻合，它激励我将一种思索的东西与一种体验性的东西结合起来。”

　　大学三年级，彭富春告别缪斯，拥抱柏拉图，走进了智慧的花园。随着思考的深入，他将阅读与写作的重点锁定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并自觉写作了大量论文。虽然文学在他眼里依然非常崇高，但是哲学对他的意义却愈发凸显。他选修了哲学系的专业课程，甚至强烈地渴望着转系去哲学专业，接受系统的哲学训练。

　　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一天，彭富春如往常一样在阅览室翻阅学术刊物，搜寻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他发现一位当代的权威人物发表观点认为“文学应该如同镜子那样如实地反映现实”，他当天便洋洋洒洒写下了几千字的文章，反驳道：“文学更应该如同光芒一样照耀现实。”这篇论文很快就发表了，他因此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不仅是因为得到了40元的稿费，更是因为这篇处女作如同明灯一样照亮了他的未来。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观点可以因为杂志的认可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而个人的生命也能因此得到确证，“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

　　彭富春向珞珈山发下了宏愿，要做一个爱智慧的人，将自己的生命和哲学联系在一起。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安心地留校任教，成为武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师。那年，他刚刚20岁。

　　1985年，彭富春在全国报考社科院李泽厚教授的50名考生里专业成绩名列第一，顺利地拿到了进京深造的门票。3年中，他努力思索和写作，享受着“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1987年，他开始动手写作第一部阐述自己观点的学术专著——《生命之诗》。这本书系统论述了美学的核心问题，即人的审美化。之后他又陆续完成了德国哲学家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和海德格尔讨论诗与艺术的《诗·语言·思》两部书的翻译出版工作。

　　北京学成归来，在学术界已有一席之地的他，又回到武大，重新在山水之间激发思想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