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报国争先死；

　　圣主开基第一功。

　　——杨度挽郑汝成

　　郑汝成(1862-1915)，字子敬，河北省静海县人。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建成招生，郑汝成应考入选，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上“威远”舰实习，后任陆军部海军处机要司司长。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论功行赏，认为郑汝成是能寄以腹心之股肱之臣，因而将他擢升为海军上将，任命为特设的“上海镇守使”，视为“东南柱石”，与陈宦被视为“西南柱石”一样。1915年11月10日，为日皇登基典礼，郑汝成出席驻沪日本总领事馆的庆贺宴会。当郑的汽车经过外白渡桥时，遭到事先埋伏好的革命党人的袭击，郑本人当即毙命。在追悼会上，袁世凯派出第一谋士杨士琦前去“赐祭”，并送去亲笔挽联：“出席竟丧岑彭，衔悲千古；愿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

　　蓬瀛旧事难回首；

　　沧海横流且息肩。

　　——杨度挽范源濂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少年丧父，家境陷入困顿，因姑母资助，得就读于清泉书院。13岁中秀才，22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成为比他年长3岁的梁启超的门生。戊戌政变后，为躲避官府追捕，他和时务学堂的同学蔡锷等赴上海，进了南洋公学。后接梁启超函召，东渡日本，相继入东京大同学校、东亚商业学校学习。其间，曾于1900年秋潜回长沙，拟参加另一时务学堂同窗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因事泄失败，乃偕其弟旭东二度亡命日本。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总长，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等职。

　　1924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庚子赔款的余额1200余万美元“归还在中国使用”。中美乃重订协议，成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海外史家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政府派范源濂出任中基会中方董事，兼首任干事长。范还邀请任鸿隽任行政秘书(后接任干事长)，在他们的努力下，该基金在30年代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1926年，范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三年后在天津逝世。

　　想当年，当熊希龄内阁成立时，作为袁世凯的重要帮手，胸怀大志的杨度视教育总长如敝屣而不为，曾说过一句“帮忙而不帮闲”。等到1926年奉系军阀接管北京政府，国民党左派李石曾来劝杨度设法打进奉系军阀的最高层，充当教育总长。张作霖在天津也拟用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组成靳云鹏内阁，其中的教育总长就是杨度，到了次年1月，杨宇霆回到北京，只是冷冷的一句话：“皙子的政治色彩太浓了。”便断了杨度的此番仕途。不过，靳内阁后来也未能组成。所以，终其一生，杨度也是一个布衣卿相。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杨度挽袁世凯

　　清王朝覆亡后，当年对杨度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1859——1916)篡夺革命果实，当上了民国大总统。按理说，袁世凯头上的顶戴，原是君主立宪派“六君子”的血换来的，但他人心不足，欲壑难填，又踌躇满志地梦想着更上层楼了。而杨度也审时度势，认为袁世凯正是自己心中“有为者出而问世”的人，他自己施展“帝王之学”政治抱负的机会已经来到，于是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狂热鼓吹者和执行者。他仰承袁世凯的旨意，亲自领衔所谓的“六君子”，组建恢复封建帝制的“筹安会”，并担任会长，准备一手包办恢复帝制千秋大业。他们先是修改临时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后又要求变更国体，要当“中华民国皇帝”。为了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寻找法统依据，杨度还撰写理论文章《君宪救国论》，这篇长文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阐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揭示总统制的缺陷，下篇则是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民主立宪。此文一出，大得袁世凯的激赏，除让段琪瑞将此文秘密付印、广为传播，为复辟帝制鸣锣开道外，并亲题“旷世逸才”四个字，制成匾额，赠与杨度。而杨度则更加奔走效力，甚至让一帮子官僚政客乃至乞丐妓女组织“变更国体请愿联合会”，上街游行，导演出一幕幕伪造民意、复古倒退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