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迫于国内的压力，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不得不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他本人也气病交加，忧惧而亡。据传在他临死前曾数次呻吟道：“公度误我”！意指是杨度这帮子“筹安会”的人，把他捧杀于烈焰鼎镬之中的。对此，大势已去的杨度依旧不肯认输，在这副送袁世凯的挽联中，就有曲意为自己辩解之意。“君宪”，指的是《君宪救国论》；“明公”，指袁世凯；“九原”为山名，在山西新绛县北。《礼•檀弓下•注》：“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后世故称墓地为九原。“三复斯言”，语出苏轼《答毕仲举书》：“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下联是说，我并没有辜负袁，而是袁自己害了自己；这场官司就是打到阴曹地府，我也决不会改口认输的。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先生半哭公。

　　——杨度挽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1866——1925)因肝癌在协和医院病逝，杨度撰此联以哭之。“世界”，梁羽生以佛语解释可通，《楞严经•四》：“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联中的“我”，是杨度自称。

　　1904年，杨度被推举为东京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会长。此时的他，尽交天下风云人物，他的寓所也成了人文荟萃之地。这时，同在东京的孙中山先生看到杨度为纵横之才，想把他拉入兴中会，曾亲访杨度于东京的寓所，向他反复宣讲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杨度的政治主张，总嫌得那么落伍，与革命格格不入，先是“保皇”，后是“君主立宪”，并竭力反对“政党内阁制”，他认为，“民主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种族杂处，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清政府虽不足以有为，待有为者出而问世，实行君主立宪，则事半而功必倍。”不过，他与孙先生也有一个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1922年8月14日，杨度终于践诺来到上海，拜谒孙中山先生，为以前的种种，深感愧意，愿以劫后余生，为革命奔走，以赎前愆。孙先生笑而颔之，劝慰有加。上联肯定孙中山为英雄，并指出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是“坚忍一心”。下联是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诠释，“正因为革命未成，民困未苏，致有作者之哭也”。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自挽联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胃病并发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临终前他曾自撰了这副挽联，来总结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

　　当“君宪救国”终成泡影，作为“帝制祸首”杨度遭到段祺瑞临时政府通缉时，作为失意政客，他一方面参禅论道，仿佛超然世外；另一方面依然在社会上扮演者纵横诡幻，呼风唤雨的政治角色。由于他在政坛上屡仆屡蹶，陷入穷途末路，“宪法”搞不成，又一头钻到佛法里去了。杨度学佛，主张的是顿悟渐修，想建立一套“无我宗”的新佛学，并著有《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问世。清末民初的奇僧八指头陀的晚年诗稿，死后是交与同乡杨度保管的，即便是颠沛流离、仓皇亡命之际，自号“虎禅师”的杨度亦不忘随身携带故人的手稿，稍得喘息，便为之编订次序，并集刻成为《八指头陀诗集》十卷与《续集》八卷。为寻求真理，他也成为《新青年》、《新潮》、《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的忠实读者，并主动与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杨度如醍醐灌顶，大梦方觉，认识到只有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千古圣人，他决心割舍“旧我”，再造“新我”，从旧营垒一步步转入革命阵营中来，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成为一名直接受周恩来领导的秘密共产党党员，并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全力为党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李大钊被捕后，杨度曾积极参与营救活动。1930年2月，他在上海加入由鲁迅、田汉等组织的“自由大同盟”；6月，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此时的他，虽然还是口念阿弥陀佛，手绘花鸟虫鱼，但除了他的妹妹杨庄之外，家里无一人知道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1975年冬，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曾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找来指出，以后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注意客观公正，对于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革命的、鲜为人知的一面的人物，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周总理还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明确地说：“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这就是杨度，一个从“帝制余孽”到共产党员所走过的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