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是300多个戏曲剧种里最重要的之一，在中国戏剧领域有着特殊地位。如果说中国戏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的文化标志，那么，京剧就是这一文化传统中最有影响力的标志。而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艺术，多年来，已经成为京剧乃至戏曲艺术最重要的表征。解读京剧以及梅兰芳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构成和近代转型，进而认识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京剧是满汉文化、雅俗文化和南北文化的交融

　　京剧诞生于北京，承接宋元以来历经数百年的中国戏曲一脉，是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的所谓“地方戏时代”出现的许多剧种之一。京剧的出现，是中国文化艺术史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后，“四大徽班”先后进京，是京剧诞生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徽班进京”并不等于京剧诞生，只能说是京剧诞生的契机与前兆。1990年举行的“纪念微班进京两百周年”活动影响深远，因此常有人误以为京剧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京剧界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从“徽班进京”到京剧诞生，经过了五六十年的演变，直到1840-1860年之间，徽班的演出在剧目、声腔、音韵、表演等方面才形成了有异于其他剧种的鲜明特色，世上才有“京剧”，而“京剧”的名称，则出现得更晚。

　　但是，徽班进京对于京剧，对于中国戏曲的发展，仍有特殊的意义。多家徽班相继进京，并且在北京这座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城市里站稳脚跟，赢得市场与观众的认可，进而催生出京剧，它背后是时代的大变局——汉代以来大一统的汉文化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格局，逐渐让位于错综复杂的新的多元文化格局。

　　秦汉以来迄至明清，中国的文化版图因南宋覆亡发生深刻变化，宋元之交是其重要拐点，随着文人社会身份的日益边缘化，千百年来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成就、并且成为文化传统之主干的雅文化，在文化领域内，尤其是在中国广阔的政治管治域内的影响力逐渐下降，甚至丧失了文化领域的主导能力，构成俗文化主干的地方文化恰因此获得广泛滋生并且迅速发育的机会。这一新格局，在清代的北京，加倍显山露水。正是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滋生了京剧。

　　在戏曲领域，这一格局的象征，就是京剧代昆曲而起。昆曲始终是京剧最重要的参照系。京剧诞生之前，满清宫廷里的戏剧演出只能以昆曲为主。昆曲是典型的文人艺术，它在文学、音乐和表演这三大艺术门类所达到的不菲成就，都足以代表汉族雅文化的艺术巅峰。

　　昆曲在名义上同时得到宫廷与文人的高度推崇，既有文化上的正统地位，朝廷甚至下令用官方的力量抑止除昆曲以外其他剧种的发展，然而，至少在北京的演出市场上，面对乱弹、梆子、秦腔等各地方剧种，昆曲始终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有清一代，满清入主中华，北京是京畿所在，汇聚了大量的满清贵族。但北京又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不可避免地成为大量汉族官员的聚集地。实际担当国家统治重任的文官体系，其主体无疑是汉族知识分子，同时这里又是八旗子弟们的天堂。满清贵族们为了统治的需要，努力接受与学习汉文化，部分满清贵族有着很深的汉文化造诣，但从整体上看，又一直保持了战时体制，并且努力抵制汉化的趋势，排斥汉文化的垄断地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清代的北京，在美学上都是一个很奇怪的城市，京剧之所以诞生，当然是由于它更符合北京这座城市驳杂的美学趣味；昆曲是不会在这个城市里走红的，只有京腔京韵的浑厚苍凉以及大锣大鼓的伴奏，才能激发起民众的热情；然而，相比秦腔和梆子的直抒胸臆，京剧又多了一份苍凉的厚重与底蕴。而所有这些都与徽班进京有关，是徽班陆续进京，为京城带来了审美上别具一格的特性。这些源源不断地来自南方的戏班，除了为京城的宫廷输入正宗的昆曲人才，更以丰富多样的声腔，增添了北京戏剧演出的内容，并且吸引了来自湖北、安徽的皮黄艺人加入，最终催生出京剧这个新的戏曲剧种。

　　因此，我们不妨把京剧看成是满汉文化的交融，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交融，而且还是南方与北方文化的交融。京剧的文化角色的复杂性，恰源于北京这个清代都城的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就戏剧而言，文人的推举，民众的喜爱，官府的倡导，既有关联，又常常迥异其趣。只有京剧，从家国情怀、公案神魔到儿女私情，都成为它所擅长表现的题材，文人士大夫所倡导与坚守的文化价值和美学趣味，民间伦理道德以及审美取向，还有皇家贵胄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偏好，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体现。所以我们可以把京剧看成中华文明发展到清代这个阶段时集其大成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最奇特的结晶，中华文明与文化传承最具完整性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