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不是市井时尚

    国学是精英之学，国学的普及是精英文化的普及，而不是将国学变成市井时尚。提出这问题并非贬低时尚文化，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很容易发生追新求异，你唱他和，相染成风的风潮。凡属时尚的东西，你方演罢，他登场，起落无常，都是短效行为。而国学是中国悠久的文化积淀，传之数千年的文化遗产，自有一定的尊严，非如此又何以得到后人的尊重！国学教育效果的高低良莠，关键在于精英的引导，如今到处盛开国学花，从衣食住行、商品销售到娱兴玩耍，凡是本土的几乎都要借国学招牌火一把，似乎非如此就不足以招徕顾客。喜耶？忧耶？也许不是两言三语所能表明的。问题不在民众怎样做，而是国学面临商业大潮的冲击，需要研究者呵护，自重，不要随波逐流。要知道，反对国学复兴的，未必伤及国学本身，而将国学时尚化的，却可能毁坏国学，这要有一定的度，把握好这个度，皆大欢喜，超过底线，却可能弄巧成拙。

　　时下国学研究者倡导的“汉服运动”就是一例。一些学者主张在奥运会上用深衣作为国服排成方阵出场，以加速汉服的普及，一些大学也纷纷用深衣，举行成人仪式、毕业典礼。仪式本是特殊事件的典礼，各取所好，无可厚非。作为国服，那就是常用服，让几千年前的深衣穿在现代人的身上，是可行抑不可行？

　　关键是深衣值不值得推广？深衣是先秦的服饰，自唐宋已不流行，在宋代、明代、民国初年都有人提倡深衣。北宋宰相司马光，早朝时必穿深衣上班，但是上朝是骑马代步的，这长袍宽袖哪能骑得了马哩，老先生只得随身带着衣包，进宫换上，出宫再换下，如此换上换下，不厌其烦，是为了以身示范，向同僚推广深衣，明人笔记《謇斋琐缀录》记载说，司马光“一日，问邵康节先生曰:‘‘何不服此？’康节对曰：‘某为今世之人，当服今人之衣。’温公叹服”。这邵康节就是邵雍，真不愧为著名思想家，言简意赅，一句话就说服了司马光，司马光也因为从善如流而得到“贤者”的称誉，此事被后人传为美谈。明代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人，也是深衣的痴迷者，有时他身穿深衣，头带五常冠，举步规圆矩方，招摇过市，引得“观者环绕市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虽然他学问显赫，门徒众多，登高一呼，能煽起思想的旋风，但提倡深衣一事，却落得行为怪异的谈资。有趣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谬种，表示“共和与孔经绝对不能并存”的钱玄同，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居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并发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会推广，一时传为笑谈。

　　这三人，以宰相之威望，学者之隆誉，教育司长的权位，推广深衣，都不能如愿以偿！为什么？还是邵雍的一句话说得透彻，这就是：“今人当服今时之衣。”

　　深衣是何等服装？这是上古流行的长袍，“深”者意为有深刻的含意，如其形制：长袍，有上衣下裳相连，象征二极；上衣象天为玄色，裳在下为黄色，天地玄黄取之乾坤；上装用4幅布，喻为四季，下裳有12幅是12个月，这是“法天”；领口是交领，直角相交表示“地道方正”；背有中缝，象征“人道正直”；袖长而广，伸展如圆规，是为“天道融和”；腰系大带，以作权衡；整个造型上宽下收，因为上是阳下是阴。穿着深衣要有五项规则：即规、矩、绳、权、衡。这种幅巾缙带，宽袖大袍，穿在身上，要求行为进退有仪，稳重迟缓，以顺应天时地势人和。这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衣装，已成为政治伦理的符号，远在千年以前，宋明时代的人都不看好，又岂能为现代人所欢迎？所以提倡深衣不过是一场娱己娱人的闹剧。

　　虽然深衣不可行，但是面对全球化和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却是时代性的课题。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早在戊戍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这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把变衣冠作为学习现代文明，革除社会陋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