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消息:鹤发童颜,谦逊温良,谈吐儒雅,如沐春风,这是罗伯良给人的第一印象。中马文化源远流长,在津门架起中马文化交流桥梁居首功者当推中马“文化月佬”罗伯良。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天津不辞劳苦,多次义务带领各类优秀文艺团体,前往马来西亚进行文化联谊活动。
罗伯良退休前是天津师大教授,大家都亲切地称他罗教授。当采访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不由得被他背后的故事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乐为中马文化交流做点儿事”,他有水一样的性格,利万物而不争。几十年与老伴相濡以沫,两年前痛失爱女后,依然在中马两国间奔走;一颗不老的心,历痛弥坚,如今依然散发着“夕阳红”的绚烂光辉。
少小离“家”老大回
在近代史上,中国人“下南洋”是最为壮观的海外大移民。罗伯良其父祖籍广东梅县,19岁时也卷入这股“下南洋”的大潮中。罗父初抵新加坡,后转至马来亚(1957年独立后称马来西亚)野新县定居。罗父深知海外谋生之辛酸,先创建“和足”鞋店后经营百货,兢兢业业,在当地华人中威望甚高。生前历任野新客家公会会长、育贤学校董事等职。其母慈慧贤淑,育有六子五女。早年因生计困难,加之重男轻女,罗伯良前面的三个姐姐送人领养,按男性来讲,1935年出生的伯良在家行二。
椰风蕉雨的马来半岛,20世纪上半叶隶属于英国殖民地(二战期间被日本统治3年多),1945年日寇投降后英殖民者重返马来亚。英殖民当局为打击进步力量,1948年实施“6.20紧急法令”,抓捕马共、抓捕壮丁,整个马来半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久,新中国在隆隆炮声中诞生了,向海外华侨发出了热情的召唤。一心求学上进的伯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1952年夏毅然决然离开亲朋好友,离开热带岛国由新加坡偷渡至香港九龙海关,进而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当时年方17岁。
1952年7月,罗伯良由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被分至天津一中初三8班。忆起一中岁月,最难忘的是高一班主任周钟忻老师的一番话:“过去旧中国,广大华侨是‘海外孤儿’,遭受各国列强的欺凌和羞辱。但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屹立不倒的。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民族英雄和革命前辈们前仆后继,视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为己任,才有了让人扬眉吐气的新中国,海外华侨才有了强大的祖国做靠山。一个人只有在各种困难中磨练自己,才能成才。”自此,伯良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他说,在被怀疑为“特嫌”的“文革”时期,面对前途的重新选择,面对艰辛的生活,如果不是当年老师的教育,我也许会动摇的。
1960年伯良在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天津师大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几十年来,罗伯良教书育人、编著教材,在本职岗位上不断建功立业,多次荣获校级优秀教学奖和个人先进教师荣誉奖,1991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教师。授课时,每每讲到岳飞的《满江红》,罗教授以自身“海外孤儿”的切身经历,讲得声情并荗,对疆土的那份热爱,不知潜移默化感动了多少学生。如今罗教授桃李满天下。
罗伯良六十年代初成家。妻子侯启馨是大学同学,印尼归侨,语文教师。他们志同道合,育有二女,小家庭和和美美。1981年罗伯良开始热心侨联工作,协助市侨联参与编写地方史,书写落实侨务政策的提案等,为表达侨心民意做力所能及的奉献。
几十年来,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罗伯良从未回大马“省亲”。这源于中马邦交一直有个难解的“疙瘩”。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马两国英明的开放政策,两国民间的友好交往才有了新的篇章。
1991年,阔别大马39年后,罗伯良赴马之行第一次成行。由天津到广州,坐飞机到大马首都吉隆坡。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回“马”看一趟,想到赴马探亲的宿愿即将实现,在飞机上罗伯良心潮澎湃。少小离“家”老大回,二十多位亲人在吉隆坡翘首等候。久别重逢,热情拥抱,无语凝咽泪先流。“老弟啊,这里多好呀!你为什么要回到大陆去?”从小被人领养的大姐,喜极而泣。
“姐姐啊姐姐,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卖的,只有一种药没有卖的?”
“什么药?”姐姐大声问。
“后悔药!”听到56岁的伯良幽默的回答,一家人禁不住破啼为笑。
到大马后,罗伯良祭拜了父母的英灵,以尽儿子久违的孝道;与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倾诉久别的思念;与儿时的同窗好友重逢,畅叙旧日情怀。罗伯良从中了解到亲朋的生活基本上都富足而美好,华文受教情况比英国殖民时期进步一些,但还是有所限制。根儿没有被摧残,就可以播下种子……第一次大马探亲的美好开端,给了罗伯良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