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藏传佛教误读。一些西方人在观察西藏同中国内地、藏族和汉族时，有一种探求差异、忽视共性的嗜好。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和传播，形成了两大传播体系，即上座部(俗称小乘佛教Hinayana)和大乘佛教(Mahayana)。东方佛教界将传到中国(包括藏区)和日本等国的北传佛教称为大乘佛教，将传到斯里兰卡、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称为小乘佛教。

　　西方人却将与汉传佛教同属大乘的藏传佛教分离出来，单列为与小乘、大乘并列的“金刚乘”(Vajrayana)，如纽约就有一本佛教刊物《三乘：佛教评论》(Tricycle: Buddhist Review)。

　　而且，部分西方人误以为藏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和奉行非暴力的，如果他们稍微读一点西藏历史就会知道，即使在全民信教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些贵族并非真正的藏传佛教信徒，否则，怎么理解几世达赖喇嘛都因被毒害而夭折呢？对此，美国学者洛贝兹(Donald S.Lopez，Jr.)也有论述。

　　部分西方人忽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并存的事实和不同教派间的差异，将只是格鲁派大活佛的达赖喇嘛视为整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并且，一些西方人并不完全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的身份和国际形象已发生变化，扮演着宗教和政治双重角色：不仅是大活佛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还被奉为流亡藏人和一些西方人的“精神领袖”。能言善辩的外交家和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已将藏传佛教政治化，将藏传佛教的教义伦理道德化。

　　五、对西藏政治和中国治藏政策的误读。迄今，虽然所有西方的官方文件都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一些西方官员却好打“西藏牌”，图谋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甚至将其作为分化和肢解中国的突破口，因而认同和支持“藏独”，将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视为“国际关系”。

　　他们不顾史实，主观地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1951年解放军进藏与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对西藏的“侵略”和“占领”，现在西藏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国”“元首”，“西藏流亡政府”是藏人的“合法代表”(见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受此误导，一些不了解西藏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及普通民众也认为西藏是“独立国家”。

　　一些西方人对藏汉关系也有误读，他们忽视自7世纪吐蕃王朝和唐朝以来藏汉一家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夸大藏汉的对立和冲突。事实上，团结友好一直是藏汉关系的主流，彼此通婚的传统佳话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起延续至今。

　　如果他们真正把握了中国在西藏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统一，也许就不会提出“藏族自治”，困扰接触商谈的“大藏区”问题也就不会成为难解的结了。

　　还有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国情，把与中国其它省区一样的西藏的正常人口流动说成“国家有计划的人口迁徙”和“汉化西藏”。他们并不知道，藏人也在不断向中国内地的大都市流动并定居，近30年来，从西藏和四川藏区迁移到成都市的藏人就有10多万，北京现在也居住着近万名藏人。

　　西方人误读西藏必然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误读，他们的西藏观和西藏形象，许多都是虚幻的和不准确的，结果不但歪曲了西藏和中国的西藏政策，也误导了流亡藏人和西方社会，推动“西藏问题”的西化和国际化。

　　西方人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偏爱者爱屋及乌，进而崇拜达赖喇嘛、热衷“藏独”，加上西方传媒的炒作，促成西方人的西藏观“一边倒”。一些西方人出于对藏文化的兴趣，转而关注“西藏问题”。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瑟曼、好莱坞知名影星理查德•基尔、知名电影导演马丁•斯科赛斯，改信藏传佛教，皈依达赖喇嘛，竭力支持达赖集团的“藏独”事业。一些西方人受误读的影响，带着同情弱者的心理，即使对西藏和“西藏问题”一无所知，只要看到流亡藏人的活动，都盲目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