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西藏的主客观原因

　　大多数西方人之所以误读西藏，既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源、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有主观和客观原因。

　　一是西藏信息源的缺陷。上述西方人了解和认识西藏的主要途径中，几乎都是间接渠道。对于包括藏族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关于西藏的论着和中国传媒关于西藏的报道，西方人知之甚少，这显然是信息不对称。

　　个中原因是：多数西方人都不懂藏文和汉文，而相关研究成果和报道又以藏文和汉文为主；关于西藏的材料、知识、信息和看法主要由西方传媒和学者提供，多数西方人通过二手资料了解和认识西藏，实地考察或亲身体验者并不多。以电影为例，据统计，海外有关西藏的影视片有262部，其中达赖方面占133部，关于达赖的有39部，大部分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拍摄的只有9部，占3.2%，这就决定了西方传媒反映或表现的是“西方的西藏”。

　　二是认识偏差。一些西方人夸大和看重藏族、西藏和藏文化的特殊性及其与汉族、中原和汉文化的差异和对立，缩小甚至忽视藏汉民族的共性和相互认同。许多西方人并不知道：藏汉有共同信仰——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藏族的本土宗教是苯教，汉族的本土宗教是道教；藏医是在吸收了中医和西域医学的一些合理成分后形成的，二者在望、闻、问、切四诊法等医学理论上都是相通的；藏历中的五行、十二生肖和六十甲子(绕迥)，与农历也是大同小异；藏文和汉文同属汉藏语系……一些西方人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动态的西藏，其西藏观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变化，而西藏却在紧跟时代脚步飞速前进。

　　三是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还有少数西方人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和冷战思维观察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西藏而是“西藏问题”，只看到西藏的离心力，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向心力；他们只希望西藏缓慢发展甚至保持原样，不是真诚地希望作为56个民族和30个省区之一的西藏与中国其它地区一道和睦共处，共同繁荣；他们甚至还武断地将中国传媒对西藏的介绍和中国学者对西藏的研究视为“宣传”。

　　四是语言障碍。由于多数西方人不懂藏文和汉文，自然难以了解中国的历史、国情和中国人的西藏观。认识到了这一局限的美国藏学家史伯林(Elliot Sperling)认为，美国政学界对中国关于西藏的研究成果了解不够甚至轻视，不但导致美国对中国治藏政策的误读，也导致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失误。他还提倡，通过研究汉文文献来看中国处理西藏人权的方式。

　　五是精神需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当西方的工业化尚未完成、现代化正在迅猛发展时，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具有一种种族优越感，怀着“西方中心论”和俯视的心态观察西藏，其言辞充斥着对西藏和藏族的贬低甚至诬蔑，以此来获得精神快感。瓦德尔(Waddel)的《西藏的佛教和喇嘛教》就是明证。

　　20世纪中叶以来，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西方在反思现代化时，才认识到理性、科技和物质主义乃至西方宗教并非万能的，于是将目光投向东方文明，尤其对注重精神的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情有独钟。这时，他们又带着朝圣心态看西藏，将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神化，出于“自助”的心灵需要，制造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话”。

　　了解西藏还应“眼见为实”

　　20世纪中叶以来，尽管冷战和后冷战的国际影响犹在，但还是有一些对西藏较为友好的西方有识之士，如早年的安娜•刘易斯•斯特朗、韩素音、爱泼斯坦、奥克森伯格、谭•戈伦夫、戈尔斯坦和弗里曼等。

　　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一边倒”的局面也在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形象的改善、国际威望的提高、国际作用的发挥和西藏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一些西方人认识到客观公正认识西藏和“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对“西藏问题”和中国治藏政策的视角，开始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从“冷战思维”转变为较为客观公正。

　　正是由于各种误读，导致西方人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陷阱和牢笼——西方各种媒介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神话”，进而又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最终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被误读的西藏形象之所以在西方人心中成立，是因为他们只按照自己的现实来理解西藏，将西藏西化。他们喜爱和接受的只是西方的西藏。

　　“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到西藏亲眼看一看，西方人才能了解和认识真实的西藏。也只有“移情”和“换位”，摒弃“西方中心论”，以中国西藏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与体验西藏，从而纠正对西藏的误读，澄清对其模糊乃至虚幻和神化了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