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划时代的民主改革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万世世代代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农奴团结起来，彻底推翻了维护封建农奴主利益、阻碍西藏社会发展、严重侵害人权、早已经被人类社会抛弃的封建农奴制度，使占西藏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成为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奠定了西藏社会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坚实基础。从此，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3世纪起，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进行行政管辖。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但是，当时的西藏尚处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藏传佛教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共同统治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地方政府、寺庙和贵族三大领主几乎占有全部土地、牧场等生产资料，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农奴的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更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和平解放后，西藏社会的进步使广大农奴、奴隶强烈要求对封建农奴制度进行改革，这些要求也得到了开明的僧俗上层的支持。但是，改革遇到了农奴主阶级中的反动上层的竭力阻挡。鉴于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央政府允许西藏在废除封建农奴制度上有一个等待过程。直到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才提上议事日程，在认识到改革的条件不成熟之后，中央在当年9月4日及时发出了《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简称“九·四指示”)，认为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还必须等待，对在西藏的工作来了一个大收缩，为争取西藏上层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对待民主改革问题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快改和慢改的问题，也不是改革方式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上层反动分子为了达到“永远不改”的目的，不惜发动武装叛乱，公然谋求西藏独立。国际反共反华势力积极支持叛乱分子，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叛乱分子送往美国进行军事培训，然后空投到西藏作为叛乱骨干，并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等军用物资。西藏的叛乱局面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由局部叛乱发展为由反动上层农奴主所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领导的全面叛乱。
二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以背叛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以被西藏和全国各族人民抛弃而告终。3月20日，叛乱分子向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不到三天，就取得拉萨平叛的全面胜利。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支持和参加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在平息叛乱的同时，从1959年到1961年，西藏各地实行了民主改革。这是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百万农奴推翻农奴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社会的革命运动。
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决议》指出，西藏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只有实行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奠定基础。中共中央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及时制定了有关民主改革的政策。这些政策把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相结合，把革命与生产相结合，把目的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从而使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胜利，同时社会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社会动荡被减到最小的程度。
这些政策始终贯穿了分类指导的原则，对西藏实际情况相差较大的农区、牧区和边境地区，对原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所属庄园牧场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根据农奴制社会的特点，在人口占全西藏总人口70%以上的农区，在阶级划分上只分农奴主(包括农奴主代理人)和农奴两大阶级，不划富农。在改革步骤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发动群众开展“三反双减”(即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减租减息)运动，第二步是分配土地。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叛乱寺院和叛乱贵族的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给农奴和奴隶。对未叛寺院和贵族的多余生产资料实行国家赎买，再分给农奴和奴隶。在改革方法上，实行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和自上而下同上层爱国人士协商相结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谋求西藏民族的共同进步。民主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的，力求避免出现破坏生产和生产下滑的现象。为此，在分配土地之前，实行了“谁种谁收，谁种谁有”的政策，避免了农业减产、土地荒芜。粮食产量在改革当年就有所增加。民主改革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依靠群众，培养和使用当地广大藏族干部，从而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并为西藏的长期建设积蓄了力量，保证了西藏的长治久安。同时，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复查、及时纠正，充分保证了民主改革成果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