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毛泽东本人虽未能做专业的历史学家，但他和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有密切交往和深厚情谊。他们彼此间或书信往还，切磋学术；或促膝谈心，说古论今，传下几许佳话。毛泽东不仅关注史学家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发展与进步，对他们寄予厚望，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郭沫若和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相识，国共合作破裂后不久，他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返回国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此时郭在重庆，毛在延安，二人未能谋面。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极为重视，当1944年3月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起义胜利300周年所写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载后，他非常赞赏。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毛泽东亲笔写信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郭，鼓励他“继续努力”，并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抗战期间，郭沫若多次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毛泽东阅读，且有很多圈划。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故友重逢，当郭沫若看到他用的是一只旧怀表时，便深情地取下自己的手表相赠。新中国成立后，毛、郭二人长期来往密切，切磋学术，和诗答词，纵论阅读和研究心得。

　　范文澜是和郭沫若并驾齐驱的另一位史学家，毛泽东从40年代起就和他有密切的交往。1940年秋，到延安不久的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中国经学简史的演讲，毛泽东亲自来听。会后，范文澜把演讲提纲送请他审正，他很快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鼓励范文澜：“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信中还建议范文澜对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毛泽东谦虚地对他说：“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这封信对范文澜后来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使他开始“厚今薄古”，更加关注现实，下决心研究近代史，陆续写出了一系列相关论著。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工作，始终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支持和关怀。“文革”开始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时，范文澜站在较偏的东头，当相距较远的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

　　何干之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和党史专家，他于1937年被党中央从上海抽调至延安，到新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当他和艾思齐、李初梨、周扬等人相偕刚到延安时，就受到毛泽东、李富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次接见给何干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当时满怀希望地对他们说：“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同志们认真在革命战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有所贡献。”1939年初，何干之把自己酝酿多时编写《中国民族战争史》的想法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毛泽东时，不几天就收到了回信。毛泽东表示：“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你又想在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吴晗是在研究民史见长的历史学家，在他1948年底进入解放区以前，就已经是文化教育界声名卓著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教授。吴晗进入解放区时，正在西柏坡为平津战役而进行紧张运筹的毛泽东，仍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接见了他。吴晗将自己的一部力作《朱元璋传》的修改稿，专门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仅挤出时间很快看完了这部书稿，且和吴晗“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隔几天又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修正书中不正确的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作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朱元璋传》从1944年出版到1965年再次出版，前后经过4次重大修改，历时20年，其中记录着毛泽东对一位历史学家的殷殷教导物深切关怀。

　　历史学家周谷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就相识的同事，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动员下，他在大革命期间参加了农民运动，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文章。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来到上海，靠撰稿、译文谋生。1945年，他在重庆和毛泽东再度会面，毛泽东激动地打着手势说：“18年了！”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多次由沪来京，毛泽东常请他到中南海住处晤谈。二人一面品尝辣椒风味的湖南菜肴，一边无拘无束地畅谈古今。毛泽东到上海，也常邀请周谷城会面。二人几乎无所不谈，而以谈论历史的话题最多。“文革”中周谷城遭到迫害，进了牛棚。毛泽东知道他早在50年代就着手准备编写《世界通史》，在一次会上，他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这番话，既是鼓励，更是保护。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回忆说，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艰辛历程中，每逢“在我最迫切需要的时候，都得到了毛主度他老人家的亲自关怀和支持。没有他老人家不止一次的关怀和支持，虽然在1963年已经出版了《李自成》第一卷，以下各卷的写作计划肯定没有完成的可能。”

　　毛泽东在和周谷城谈论哲学时曾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又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任继愈是位知名的哲学家，对汉唐以后的佛教深有研究，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论著。毛泽东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读了他的文章后，于1963年12月30日在一份文件上就批判神学、研究宗教的问题，专门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任继愈深有体会地说：“这是毛泽东极其深刻的论断。因为宗教是阶级社会一个常见的怪物，它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神学，它又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其他部门，不批判宗教神学，就不能全面地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去，就会给历史唯心主义留下可钻的空子。”

　　毛泽东曾邀请任继愈到他的住处侃侃而谈，并留他一起吃饺子。1975年国庆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受周恩来委托，主持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宴请哲学社会科学界的18位老知识分子。会后座谈讨论，有关部门写了一份简报，毛泽东看后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这个批语是批当时对知识分子求全责备甚至吹毛求疵的不良现象的，对任继愈等人是一种关怀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