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泽东在写给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陈寄生的信中说：“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必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不过，对那些年龄较大的老学者们，他却能持体谅的态度，并不强求一致。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昌济的至交，早年从事过反清革命活动，1920年时曾筹款资助毛泽东等组织的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活动。1960年他开始以自己大半生研究柳宗元文章的心得，着手撰写《柳文指要》一书，1965年完成100多万字的初稿。这部书并不是完全按照唯物史观来写的，故而康生从中作梗，使此稿几度修改，迟迟难以出版。1971年章士钊90岁高龄时，《柳文指要》终于出版了。这并不是因为书稿已经照康生的意见改好了，也不是因为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而是因为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唯物观“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
“全党学史”与“全家学史”
历史没有给予毛泽东成为历史学家的时间和机会，而是把他造就成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著名学者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彩，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对历史的深厚情怀，不仅使毛泽东本人一直对读史的兴趣有增无减，也使他对全党、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家人屡屡提出“学点历史”的希望和要求。
毛泽东曾多次向全党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讲道：“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1年，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报告中，首先肯定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同时着重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的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提醒大家“不要单凭热情去工作”，而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现在我们党的中央作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毛泽东再次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并把学史作为培训干部的工作方法之一。在这一时期，他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向大家推荐有借鉴意义的历史论著。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讨论和通过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阅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并由此谈到领导干部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1965年，毛泽东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时，认为值得一读，便亲手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1974年，毛泽东评价李固给黄琼信时说：“就思想文章而论，是一篇好文章。”“可读。”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二人均敢以国事为重，并以耿直方正、忠言谏君著称，故毛泽东对他们赞赏有加。顺帝时，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都托病推辞，因为他不满于奸臣、外戚梁冀当道，朝政昏暗。李固很仰慕黄琼，便写信劝他出来一展才华，治国安邦。这封信就是被毛泽东赞为“好文章”、“可读”的那一封。信中从两方面开导黄琼，一方面批评了当时名士们的孤傲；别一方面则针对当时名士专靠虚名混世而其实不副的普遍状况，提醒黄琼不要好名声而不顾实际，免得成为受人攻击的对象。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学习历史的情况也很关心、重视，经常给予指导和帮助。1958年4月，他写信给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并说明了阅读该传的具体方法。1959年5月，他指点秘书林克读《后汉书》。1964年，他勉励保健护士吴旭君读历史书，并说：“先读现代史，然后读古代史、近代史，再读世界史。”毛泽东还经常给她讲一些关于历史人物的故事。1975年患眼病期间，看书困难，毛泽东只好让护士张玉凤念给他听，并两次向张玉凤推荐《三国志》、《晋书》、《南史》和《北史》，勉励她学点历史。
毛泽东对家人读史同样严格要求，谆谆教导。1947年9月，他给已从苏联学成回国、正在农村接受锻炼的长子毛岸英写信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他想以此使自己的孩子加深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了解。
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在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对朝代、年代总是记不清，常常发生混淆，把这个年代的事说成那个年代的。毛泽东开玩笑地批评她说：你一下子就把历史抹掉几百年。他耐心地教导刘思齐要重视学习历史，并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
对于和长子一起到苏联读过书的次子毛岸青，毛泽东也常常叮嘱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中国国情。毛岸青的爱人邵华，有一次很高兴地告诉毛泽东，她的《中国通史》这门课考试成绩很好。毛泽东便让她讲讲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就按教科书的内容一一作了回答。但毛泽东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说：这是死记硬背，只能算知道点历史的皮毛；学历史得融会贯通，得很好地理解才行。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说清楚，才算学懂了。
在和子女、亲属团聚、谈话时，毛泽东一方面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用好历史；同时自己在他们面前更是纵谈古今，给他们以多方面历史知识的熏陶。(下)
(作者为中共党史硕士，现为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