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个女人的确恨透了，倒不是她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是她在文革中把我妈妈送进监狱，闹得我们家妻离子散。我说：“现在报纸上都回忆毛泽东如何鄙视江青，晚年要和他离婚……”

　　父亲对这种说法并不赞同，他说：“江青是千古罪人，但应该说主席和她还是有感情的，毕竟几十年夫妻，到去世也没怎么样她。虽然批评过她，但在组织上还是保全了她，直到主席去世她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所以，现在几乎一切报道都是说毛主席和她水火不容，是毛主席早就看透了她，那不真实。”这是父亲无意中说出的话，也是内心中真实的话。

　　我和父亲多次为毛泽东而争论

　　我曾对父亲说：“主席如果在晚年也能这么宽宏地对待同志，不搞文化大革命……”，父亲到了晚年终于承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也有他独特的看法，有次谈起一个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父亲说：“文革中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也值得同情，可是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镇压胡风、反右扩大化、庐山会议……每一次都是他打头阵，但是我们公开的报道都是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整人，这就会以偏概全。还有一位威信很高的军队领导＊＊＊，他的确很了不起，可是解放初期，他也整过刘帅。所以，你们年轻人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主席。”

　　我有时与父亲辩论：“不管怎么说，就像党中央作出的决议，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确犯了严重错误。那么多年我们国家就知道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毛主席的责任也是最大的！我们的经济到1976年濒临崩溃，阶级斗争为纲伤害了多少热爱祖国的人！”遇到这样的诘问，父亲教诲般地对我说：“再怎么说，毛主席的功远远大于过，他让我们的国家彻底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带着我们研发了核武器，遏制了帝国主义的讹诈，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国家敢对我们轻举妄动……”父亲的确有一种朴素的为国为民奋斗的理想，也同时有同样朴素的“忠君”思想。他总是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主席对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一辈子，直到80多岁弥留之际。父亲故去后，我一直在追寻着父亲的足迹，我先后找了六七位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干部和秘书，父亲的职位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威慑作用，也许在他离开世界的这个时候才能更有真实性。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陈司令不爱整人，他保护了不少知识分子。”

　　不少像父亲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都在心目中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他们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即使不理解也迫使自己理解和执行，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

　　近年来，我们一些50年代高级将领的子女谈起往昔，都感到父辈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精神品质与人格力量，冲他们为一个理想忍辱负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无怨无悔就够我们学的，但他们从传统到现代也隔着一道鸿沟。有位同是上将的儿子对我说：“你的父亲毕竟上过几年私塾，会写点东西，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可他还领导着一个军种。文革中他们被打倒是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是搞现代化真是勉为其难。”但这毕竟是我们共和国的一段真实历史。

　　出生于军事世家的军事家

　　父亲是个职业军事家，他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打好仗、少伤亡、多歼敌上，他的战功是显赫的：全歼日本3000名精锐侵略军的平型关大捷，父亲任115师343旅参谋长?穴115师一共两个旅?雪，这是我军历史上彪炳千秋的战役；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凶残的日本兵无恶不作，他们遇到被俘的绝境宁可自杀也不被活捉，我父亲亲手活捉了侵华日军的第一个俘虏兵；在解放战争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父亲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役处于相持阶段，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电召父亲，担任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场总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父亲率领的八兵团最先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我们从电影资料中看到的解放军拉下的青天白日旗，那就是父亲的兵团战士。父亲也成了解放后第一任南京警备区司令。邓小平政委曾在解放战争中对父亲说：“陈毅和粟裕都讲过你，说你的点子好厉害呀，华东的几个大仗都是你最早提出来的，是不是呀？这次你可要为我们也提出一些点子呀，解放军可是一家人呢！”

　　父亲的确是一个军事家，哪怕和他关系不算好的同辈，也哪怕国民党到台湾后总结淮海战役，都把父亲作为善于打仗的军事家看待的。这除去他善于思考、熟谙建军以来我军的战略战术，还由于他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我的父亲是湖北省荆门县人，元朝末年，这里诞生了一个闻名遐迩的红巾军首领陈友谅。听父亲讲我们家还是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后裔。陈友谅深得红巾军将士的爱戴，他被徐寿辉授予元帅之职，统领数万大军。我父亲的祖父陈克山、二祖父陈克水是满清的兵，腰上挂着大刀，脚踏皇家军靴。他们行伍的时代没遇到太多的战争，可能算是比较幸运的。陈克山之子陈荣钟，是我父亲陈士榘的爹，我应该叫爷爷，我曾听父亲念叨一些，说爷爷是湖北新军中的管带，相当于现在部队中的营长或中队长吧。或许是我父亲小时候长得招人喜爱，陈克水之子陈荣镜还把我父亲收为养子，算是我的又一个爷爷吧。我的这两个爷爷陈荣钟、陈荣镜均在湖北新军中当兵，我的这两位爷爷是否是革命党人不得而知，但我父亲降生三年后，武昌城头枪声大作，湖北新军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发起了辛亥革命。我的两个爷爷也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虽然他们是工兵，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起义工兵却带了头，我两个爷爷也参加了攻打总督署的战斗。

　　解放后，中央决定成立工程兵，人选是我父亲和陈伯钧(1956年也被授予上将)，他们相识于井冈山，二人同姓，军委几位领导一度举棋不定，让毛泽东决定。毛泽东看了军委的报告，用他那渊博的知识、非凡的记忆力和幽默的语调说：“陈士榘祖父克山、克水，父亲、叔叔都是工兵管带，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一个近乎工作狂的父亲

　　有件事情可以印证父亲的繁忙：父亲1930年在中央苏区拔掉过一颗牙，8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批下给父亲镶牙的金子，频繁的战事让他一拖又是8年。直到1946年秋父亲赴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让邓颖超找了个当地的名医，才镶上耽搁了16年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