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张建安

    陈翔鹤，1901年出生于四川重庆，中共党员，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年轻的时候，他与好友一起组织的社团浅草社、沉钟社以及创办的刊物《浅草》、《沉钟》，便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二)》中称：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沉钟》篇叶较少，但锐气并不稍衰，……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鲁迅还将《浅草》、《沉钟》中的部分小说选入他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其中便有陈翔鹤所写的《See?选》和《西风吹到了枕边》。

　　陈翔鹤向往进步，追求真理，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在文艺界尤其在文协成都分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团结和组织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47年，陈翔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他接受地下党的安排，单身一人离开险地，隐蔽起来。解放后，他从四川调到北京，先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工作，筹办并长期主编《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使其成为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重镇。此副刊也成为国家主席毛泽东最喜欢看的读物。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主编《文学研究集刊》。

　　他在搁笔多年后的60年代初期，创作了两篇力作：《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成为他最成功的作品，得到冰心等人的一致称赞。他本想再接再厉，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但却受到了批判……1969年4月22日，陈翔鹤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间倒下，从此再未起来。他是受迫害致病而死的，而“革委会”却宣称他“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所谓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的大会，而且研究所里每个人都非参加不可。当然，陈翔鹤最终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我认真读了《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感觉里面颇多看透名利、淡泊从容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作品却被批为“毒草”。而陈翔鹤作为一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在他遭受批判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即将到达尾声的时候，他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我想解开这些谜团，便找来相关的资料，并倾听陈翔鹤之子陈开第的回忆。往事并不如烟，一幕幕就在眼前。

　　《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

　　提到陈翔鹤的最后岁月，自然应从他写《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说起。

　　陈翔鹤对魏晋六朝文学向来喜好，尤其对陶渊明、嵇康等深有研究。在他主编《文学遗产》的10年中，曾组织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陶渊明思想的论文，且有不同观点的讨论。他作为主编，不好参与到讨论当中。但在内心深处，他有创作的冲动。

　　1960年，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指出：“每个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责任心，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点来决定选择什么题材和采取什么表现形式。新时代的读者、观众和听众爱读反映同时代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火辣辣的作品，也爱看舞台上演出的引人入胜的历史传说故事。”陈翔鹤听后很受鼓舞，开始酝酿写一些历史小说。他首先选择陶渊明作为他小说的主角。

　　《陶渊明写〈挽歌〉》，写的是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小说从陶渊明到庐山东林寺看念佛法会写起。

　　接着，小说内容转回到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在清新的语言中凸显出陶渊明的性格，使陶渊明在经历诸多事情后自然地进一步思索生死问题，然后在秋夜里写下《挽歌》和《自祭文》。

　　可以说，陈翔鹤在这篇小说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陶渊明的形象，深刻地刻画出陶渊明的性格。而且，陶渊明厌倦名利、崇尚自然以及对生死的思索中，正有着陈翔鹤的影子。全文皆贯穿着对生死的思索：“关于生死的看法，……我在《归去来辞》里面说过的那两句话，‘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而在《形影神》三首诗里，“他从‘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起，在心内一直默念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陶渊明写〈挽歌〉》，是陈翔鹤1961年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写的，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上，受到文坛一致好评。著名作家冰心撰文称赞“把陶渊明写活了”，文艺评论家黄秋耘则认为“陈翔鹤同志的近作《陶渊明写〈挽歌〉》，真可以算得是‘空谷足音’了。”冯至等人也对此做出高度评价。

　　受此鼓励，陈翔鹤很快又创作出《广陵散》。这部小说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按照陈白尘的说法：“《广陵散》写出时，我已实际脱离《人民文学》的编务，我读了更喜欢。”《广陵散》写的是魏晋易代之际，嵇康与吕安在曹氏与司马氏两家争夺权势的斗争中被残酷杀害的故事。小说主要塑造了嵇康这一刚直人物的形象，嵇康并不愿意争夺权力，他崇尚自然，迫切地渴望避开名利场，然而他最终却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这样，小说在多样的冲突中充斥着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更吸引人也更加深刻。《广陵散》的“附记”中则写道：“像嵇康、吕安这样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们不难想象，是要在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中才能找到他们。”

　　对这两部小说，陈翔鹤曾对黄秋耘讲出自己的想法：“说自己已经到六十岁了，对生死这一自然规律总有些想法，此篇之作，只不过是想通过陶渊明这么一个艺术形象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不瞒你说，我也是同情嵇康的。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这不正是许多人的悲剧么？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在文艺上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致怨憎’。”

　　陈翔鹤对党忠诚、对人坦诚，是人所公认的。从两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处还有对争权夺利的憎恶、对自然的追求。他虽然想紧紧跟着党的步伐走，但他却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与当时“主旋律”并不一致的地方。他不盲目轻信，他有自己的观点。因此，便有了赵其文回忆的这一段往事：

　　在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我们单位的某领导同志相信了别的单位转来的一个同志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假交代，未经调查研究便给我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交付群众残酷斗争。在我被斗争和受处分期间，戴着“反党分子”这顶紧箍帽，到我家来的人当然是屈指可数了，照常来谈谈的只有翔鹤和几个老战友。翔鹤当时对“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恶劣影响就很不满，对“反右倾机会主义”也有所怀疑。他说：共产党员把看到的情况如实向党反映，提出纠正错误的意见，这不正是共产党员的正当权利和对党负责的表现吗？怎么就是反党，就是右倾？我劝他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万一被人检举可不得了。可他一直对此愤愤不平。他还对我说：“我就不相信你会反党，过去在那么艰危的年月里，出生入死，都要革命，如今才来反党，这从哪里说起！”在那时，他对我还是那么信任，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舞啊！说真话，我那时常为蒙受冤屈和侮辱感到非常难堪，真觉生不如死，在和翔鹤交谈中，不自觉地流露了这个情绪，他赶紧说，“千万千万不能灰心丧气，要看到这只是一时乌云遮天，我们党是正确的，总有云散天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