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写了一篇题为《在编辑〈文学遗产〉时我所犯的错误》的交代材料。其中写道：

　　一、1958年，我曾提出过反简单、反粗暴的意见，并曾向在本刊受到不正确批评的老专家道过歉。此外还提出过发表有“一得之见”，不要求每篇都要有批评的文字。

　　二、1959年，我提出过文章可以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种。大意是指“无害”的也可以发表。

　　三、1961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后，我曾提出应加强发表艺术分析的文章。

　　这些交代的内容，在当时当然是要受到批判的。但陈翔鹤曾私下向陈开第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我在编辑《文学遗产》的十年中，都是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五八年我提出的反简单、反粗暴，是考虑到周总理早在五六年一月就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观点。那些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倾向的批判，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在文艺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等运动都存在着扩大化和简单、粗暴的做法。现在既然党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我对在《文学遗产》上受过不正确批评的老专家道歉，有什么错！还不是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古典文学研究多贡献力量。至于提出发表有‘一得之见’，不要求每篇文章都有批评，也是考虑到更好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创造一个写作的宽松环境。还有我提出过文章可以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种，认为‘无害’的也可以发表。那也是考虑到早在五七年五月，文化部已经通令所有原来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的情况。为什么对‘无害’的文章不可以发表呢？有不同看法还可以争鸣嘛！”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陈翔鹤的内心仍有着清醒的辨别能力。

　　陈翔鹤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力的老共产党员，他的精神是击不垮的，可是，由于他年纪大了，且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激烈的“批斗”，使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有一次，他提出受不了，造反派恶狠狠地说：“受不了就死在这里。”陈翔鹤坚决地回答：“我才不死呢？”无论多么艰难，陈翔鹤没有一点轻生的念头，一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他就十分反感。他对妻子和儿女们说：“他为什么要死呢？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第二我有六个孩子，我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负责，一个人死了影响全家和后代，我还要为党工作。”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2006年6月7日，我前往北京海淀区万泉庄拜访陈翔鹤的儿子陈开第，陈先生热情地接待笔者，为笔者找资料，还学着父亲的姿势走路，令人感到非常亲切。可是，当年的事却越来越让人心了。陈开第讲述道：

　　父亲遭受的磨难越来越让人揪心。一天他回到家后，我看见他上床很困难，就上前扶他。手刚一触到他的背，就听他忍不住“哎——”了一声，这一声真惨切。在一家人一再追问下，他才轻描淡写地讲了当天发生的事：有人打着追问他和周扬同志关系的幌子，把他关进屋子，叫他下跪。在他们一再催逼下，父亲仍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说出有损周扬同志的话，这群恶棍就在他身上拳打脚踢。打完后把他衣服上的灰土拍干净，还不许声张，恐吓说要是说出去下次再打。事情过后，反说父亲态度恶劣，拒不低头认罪。叙述完经过，他反过来安慰母亲和我们：“这是个别坏人搞的，《十六条》上早就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我们相信党的政策。等他把衣服脱下来，才看到他脊背上伤痕累累，连衬衣和血肉都粘到了一起，有的地方肿得老高。我们忙给他上一些消炎膏，吃一些止痛片，使他的心灵得到一点温存。在那令人痛苦的时代，我们所做的也只能如此。

　　精神、肉体的创伤给本来就多病的父亲的身体以毁灭性的打击。在1969年，父亲被批斗期间，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只对我说：“我对党是忠诚的！”有一天晚上父亲听见妹妹说：“活着实在不容易啊！”过了几天，父亲拖着伤病的身体，伏案写诗一首送给妹妹。他在序中说：幼女开瑛年仅二十，前日忽慨然谓余曰“活着实在不容易啊！”因作此诗以慰之。

　　忽闻忧生叹，出自幼女唇。

　　识世惜太早，桃李恐不春。

　　昔人等生死，旦暮犹轻尘。

　　今人重生死，松柏发芳芬。

　　勿为忧生叹，努力事耕耘。

　　既耕当有获，聊作慰女行。

　　妹妹看后，很受感动，父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女儿一句话中听出了问题，写诗开导、教育，这首诗妹妹一直珍藏着。也许父亲自己都不会想到，一个笔耕五十多年的艰难历程后，这首诗成了他的绝笔诗。

　　死亡的恶魔在向父亲爬来，可他还一无所知。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曾经一再嘱咐过我：“假如将来你打听到冰心阿姨、黄秋耘叔叔还在人间，你一定要去看望他们，他们都写过称赞《陶渊明写〈挽歌〉》的文章，受到株连和迫害，人家说他们和我密谋反党，其实哪里有这样的事，我们是冤枉的。”

　　也许是预感吧，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找出一册解放前李霁野翻译的《四季随笔》，亲自包装好，写好姓名地址，嘱我用挂号寄出。还说留在身边不安全，还是送给译者，将来是用得着的。当时我对父亲的话理解不深，只把书寄出，对“将来”连想都未想。

　　忘不了的1969年4月22日。

　　我母亲王迪若于1969年5月写给单位“革委会”的信中，如实地记录了父亲去世时的情景：

　　“陈翔鹤是我的丈夫，他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今年69岁了。长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等许多疾病，长年吃药打针。今年4月22日死于北京同仁医院。”

　　“1969年4月22日他上午在所里集中学习，开会，中午散会后回到家里已经十二点多了，他对我说，‘这两天老咳嗽，很不舒服。一咳嗽就气喘，要拿点咳嗽药止咳。’他拿了药就要走，说下午所里还要开会。他到家后我一直陪着他，没离开一步。我送他到汽车站，走到马路边，他脚步就不大稳，我劝他回家休息，他说：‘不行，下午是开我的批判会，要赶回去。’急急忙忙的要走，我扶着他过了马路。他没有站住，我也扶不住他，就在马路边昏厥过去。当时拦住了一辆过往的汽车，立即送往同仁医院，这时还不到一点钟。医生测血压没有了，检查心脏也不跳动了，抽胃液也没有东西，抢救至四点一直未能醒过来……，我不能同意你们所说‘他是畏罪自杀’。”

　　我父亲晕倒后，送往同仁医院抢救。当时给军代表打电话，军代表说：“陈翔鹤是反党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一定要抢救过来。我们还要批斗他呢。”但终于没有抢救过来。

　　我去医院后，他已到太平间了。我找大夫开死亡证书，要求化验，解剖。解剖后，发现胃里什么食物也没有，只有点安眠药的成分。

　　父亲去世，引起外界很大的关注，外界传说他是自杀的。领导运动的负责人还宣布陈翔鹤是“畏罪自杀”，组织群众对他进行批判。在批判大会上，军代表还说：“陈翔鹤懂医，他吃的药量正好致死，但又检查不出来。”根本不是这回事！熟悉他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会自杀。陈白尘就说过：“陈翔鹤做了那么多年地下工作，他不会自杀的。”

　　1978年11月，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给父亲作了复查结论，肯定了父亲在解放前后为党做出的贡献，并在最后说：“文化大革命中，陈翔鹤同志因受林彪、陈伯达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摧残、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逝世。现经复查，当时强加给陈翔鹤同志的所谓‘畏罪自杀’并定为‘叛党’等罪名，纯属捏造，应予推倒，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予以平反昭雪。

　　“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文学研究所和社科院另外两个单位为陈翔鹤、徐懋庸、董秋斯三人举行追悼会的新闻报导，父亲的冤案大白天下。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