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云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李广田被关的时候，陈翔鹤又让儿子陈开第专程前往看望。陈开第当时正在修成昆线的部队工作，驻地离昆明一二百公里。他搭了一辆拉材料的车去找李广田，是晚上去的。陈开第问：“斗你了没有？”李说：“斗得很厉害。”陈开第说：“我父亲很关心你，让我来看你。”李广田说：“谢谢你了，担这么大风险。”

　　很显然，陈翔鹤既相信共产党，又对一些现象保留着自己的看法，且不惧风险。只是，政治风暴愈演愈烈的时候，陈翔鹤本人也被打倒了，他的两部小说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前途现出一派萧杀之气

　　山雨欲来风满楼。起初的批判是“不点名”或者温和的，但前途已现出萧杀之气。

　　当年，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分管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的编务，与陈翔鹤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两人在1954年认识，渐渐熟悉。陈翔鹤喜欢养花，在院子里养了十多盆兰花，黄秋耘也很喜欢，成为陈翔鹤的助手。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得把兰花搬到走廊。二人还一起谈论古典文学。黄秋耘年轻，有问题便请教陈翔鹤，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意见。陈翔鹤随和，黄秋耘因此也随便了，二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称得上一对“忘年交”，在院子里过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但196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黄秋耘回忆：“记得是在一九六四年或者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了翔鹤同志和我，说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不想革命，却神往于陶渊明的生活情趣，像听到‘空谷足音’那么狂喜。当时我们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假如再有什么政治运动的话，恐怕是‘在劫难逃’的了。我也曾细细想过，像翔鹤同志和我这样的思想感情，大概是不大符合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吧。但是姚文元的道德情操似乎距离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更远一些。”

　　陈翔鹤的另外一位同事林非回忆：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了一个报告，辱骂了不少文学艺术家。此报告不久被正式传达，让许多部门学习领会。林非所在的《文学评论》编辑部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他们发表文章批判陈翔鹤的小说。于是，有人约请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余冠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中称《陶渊明写挽歌》“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文章发表后，《文学评论》的主编何其芳很快得到周扬的电话，并兴冲冲地将周扬的话转达给同事们：“说是余冠英的文章写得好，文风也值得学习，替老一辈学者撰写批判文章起了带头作用。”林非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回忆陈翔鹤》的文章中称：“在这篇文章(余冠英的文章——编者按)结尾的地方，显得很有礼貌地询问陈翔鹤，请他思考究竟‘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看来从余冠英到周扬，都希望批判文章尽量写得合情合理，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能够让被批判者也心悦诚服和毫无精神压力地同意这种结论。这种愿望确实是善良的，然而经历了‘文革’的这场浩劫，我才彻底地明白了，此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肯定无法实现，因为康生他们所掀起的大批判高潮，并非真的想要争论什么文艺或学术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彻底抛弃近代民主和法律观念的绝对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陈翔鹤是怎样的心情？他的思想肯定是矛盾着的。也许，他也在反省自己，是否自己真有什么不应该有的思想。有一次他见到林非，林非向他鞠了个躬，他紧紧握住林非的手，说：“我正在清理自己的思想，会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这自然是他的一厢情愿。

　　政治形势更加严峻。1966年春，陈翔鹤还可以在家里接待老友陈白尘，话话旧，谈谈他的心爱之物兰花。半年后，他再见到陈白尘，则是在批斗大会上。二人虽然互相看到了对方，但“谁也不能打招呼、说话，连交换一下眼色的机会都没有”。批斗会完毕，“牛鬼蛇神”要各回“黑窝”。陈白尘在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大门外看到了陈翔鹤熟悉的背影，想要追上去，“只图让他看见我，互相点点头，笑一笑，或者只交换一下眼色，也就心满意足了”。只是，陈翔鹤走得很快，过了东单十字路口后，陈翔鹤便消失在马路对面了。陈白尘试图穿过纷乱的车流夹缝追寻陈翔鹤的背影，但已消失在暮色中了。陈白尘的眼睛模糊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老友。

　　他的精神是击不垮的

　　陈翔鹤被迫到单位接受批斗，参加学习和体罚性劳动，写“交代材料”。他的思想却并未因此被打倒，倒是认认真真地接受劳动，还写劳动小结：

　　“我参加劳动不觉已经有六个多月之久了，劳动主要是扫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称为扫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还只能算倒数第三呢。别的扫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见这样工作也并不简单。”

　　“至于说到在这种劳动中，是否可以改造自己呢？我以为是可以的。至少可以培养喜爱体力劳动的习惯，而且可以加强喜好劳动人民的感情。”

　　他虽然被批斗，但对党依然非常忠诚。然而，陈翔鹤还是一度成为文艺界重点批判的对象。批判重点仍然是《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被认为是“借历史事实来影射现实”的毒草。有的批判文章还说他写《陶渊明写〈挽歌〉》是“影射党的庐山会议”，“影射攻击毛主席”，说他写《广陵散》是替一切“反革命，右派作家呼冤控诉”。对此，陈翔鹤始终没有承认，在多次批斗会上，他坚持表示难以接受，说自己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回家后，他对儿子陈开第说：“我是唯物主义者，我陈翔鹤是社会存在。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是我的思想我没法承认。我相信：二十年后，人们都不会那样看我。”

　　陈翔鹤被迫写一些材料，开始叫“思想检查”，后来叫“交代材料”，再后叫“认罪书”。他虽然认真地写了，但内心的想法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