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譬如写雨夜转移：罗霄纵队在南返途中，宿营在一座山村里。那晚，伸手不见五指，又下开了雨，而且越下越大。突然，西面山头传来枪声：敌人追上来了。司令员郭楚松立即命令部队在宿营地对面一个村庄旁点起了篝火，以试探敌人动静。火一点着，敌人马上就向篝火开火，火一灭，敌人就停止了打枪。就这样，篝火明明灭灭，敌人就打打停停。郭楚松果断判断：敌人是打枪壮胆，他们不敢在雨夜中摸上来与红军短兵相接。他决定利用夜暗的掩护，组织纵队马上转移，甩开敌人。红军战士手臂上缠上白毛巾，悄没声息地出了村庄。“出门之后，都不约而同地看天，不仅看不着星光的影儿，连天空的轮廓也看不出来。再看四方，房屋、树林、山岭……依然没有踪影；看地下，虽然听到脚步踏入泥沼里拔出来的扎扎声，但却看不到脚。眼睛没有用处了——闭着睁着都差不多。”他们每个人一只手拉着前面的人伸过来的棍子，另一只手把自己的棍子伸给后面的人，一个连着一个“这样在黑暗中慢慢爬，千百个人都像瞎子走路一样，小步小步地试探地下的虚实才敢轻轻踏下。有时低下头去，张大两眼用力地看；有时抬起头来，眼睛使劲追寻前面白影——虽然白白使劲也不愿把眼睛闭起来。有时和前面失去了联络，也不敢高声发问；有时前面停下来，也不敢催促；有时掉下河沟和水田里，也不敢叫痛。”这些雨夜行军的细节，非亲身经历者焉能写得如此准确生动！

　　当时，军事文学创作有个通病：怕写军队内部矛盾，特别是深层次的矛盾，说是会损害我军形象。读《浴血罗霄》，让我惊讶的是，萧克将军在创作中却异常大胆地触及了红军内部矛盾。对那些深层次的矛盾，他更是不回避，不粉饰，不矫情。这样，反而非常艺术地还原了当年红军的本真状态。

　　毛泽东有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问题。处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是初创时期的红军，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农民军。如何把这支农民军改造成为有纪律的无产阶级军队，是萧克将军当年日夜思考的问题。在《浴血罗霄》中，萧克将军大胆地真实地写了这支小游击兵团中的农民意识。其中一营营长朱理容是最典型的一个。北上行动出发时，为了便于行军，司令员郭楚松下令部队轻装。但是，朱理容却打埋伏，把打土豪时没收的女人裤子藏在包袱里，想留给他刚刚结婚的妻子。后来被参谋长黎苏发现了，才被迫清理掉。进军途中，他在一家小酒店充大头请客，结帐时发现钱不够，就想赖帐。老板了解红军买卖公平的政策，不依不饶。朱理容恼羞成怒，指责老板是不法资本家，想敲诈红军，命令营没收小组没收小酒店的财产。这违纪行为最终被郭楚松司令员所阻止，朱理容为此受到了撤职处分。

　　罗霄纵队北上，一路遭到了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天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在这种严重的时刻，这支富于农民意识的部队很容易产生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思想。萧克将军在创作中，敢于直面红军的困境，更敢于直面在这困境中的红军指战员精神面貌的激烈波动，真实地描写了一些人的动摇与叛变。从九宫山突围向南转移中，敌人很快追了上来。罗霄纵队由于轻敌，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正是革命需要坚持一下的关键时刻，三营营长洪再畴却觉得红军要完了，罗霄纵队要完了，弄不好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拖抢逃跑。不仅自己跑，他还煽动挨过处分刚刚复职的一营营长朱理容逃跑，当然被朱理容严词拒绝了。这个叛徒最后得到了可耻的下场。在这困境中动摇的还不单单是三营营长洪再畴，萧克将军还写了一位高级指挥员的逃兵行为。这位高级指挥员就是罗霄纵队的一把手——政委杜崇实。他在困境中也动摇了，开始怀疑这支小游击兵团还能不能打回中央苏区去；就是能打回中央苏区去，中央苏区又能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总之，他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越想他越悲哀，觉得再在罗霄纵队干下去，自己不会有出路，不如趁早脱离队伍另找出路。因此，他悄悄地留下枪支和文件，跑了。一个叛徒、一个逃兵的塑造，从反面衬托出坚持下来的红军指战员的坚强与不屈。它不仅没有损伤罗霄纵队的形象，反而使它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世上没有常胜的将军，何况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萧克将军描写罗霄纵队北上行动中，不只写到他们“过五关斩六将”，还写他们“走麦城”。当罗霄纵队突破敌人对九宫山包围圈后，错误地认为把敌人远远甩在了后面，便大摇大摆向南前进，甚至还忽视了侦察和警戒。结果被机动性很强的敌人主力从侧翼追上来，来了个拦头截堵。红军仓促应战，还把优势的敌人当成了小股部队，拼命地往前冲，一错再错。这一仗，罗霄纵队伤亡了300来人，还牺牲了一团团长朱彪和二团政委，真真正正打了个大败仗。打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会从打败仗中吸取教训。洪再畴、杜崇实就是这样，他们经不起失败的考验，一个叛变，一个当了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