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感到，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我三哥陈人俊有一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他感到很踏实。
我们和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也有联系，因为他出生在瑞金，所以得了“瑞生”的名字。他已经70多岁，60年代末下放到湖南，至今仅仅有600多元的退休工资，遇到生病也不敢吃好药。几年前他回北京已无落脚之地，还是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信，农业部根据情况给了他一间40多平米的独居，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也很熟，他们也是和普通人一样打拼。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已经退休，也过着自得其乐的百姓生活，他的哥哥至今还在山东农村当农民。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老区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养大，他也要回归人民。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的哥哥。至于不是高级将领的普通老革命的孩子我们接触更多，凡是早年退下来的大多和老百姓没有区别。
在我们的记忆中，一切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无论在南京，还是父亲调到北京当第一任工程兵司令，我们家属都备受呵护。当然，那时的特权在今天看来也无非是吃得好一点儿，没有一点儿奢侈。他当司令这么多年，只带我们全家在夏天避过一次暑，住在青岛一座俭朴的军营里。还令同龄人羡慕的是我曾坐着父亲的吉普车去东北，趁他到辽宁视察雷锋班时兜兜风。与今天对比起来，那还真是件苦差事。由于雷锋是工程兵，父亲为自己的军种出现一位被毛主席表扬的战士而深感荣幸，他也不辞辛苦地颠簸而去，当时我都感到很累。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对地方首长说，到基层看看。见到几乎所有的军人对他都敬军礼，都毕恭毕敬，我对父亲就更崇拜了。他真是个职业军人，对我们也总是一脸严肃，很少有玩笑，一副上级对待下级的样子。
我们这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很怀念少年时代充满理想的日子，尽管那种日子有很多缺陷，但是要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的信念是永远不该丢弃的。一位比父亲级别还高的老革命的儿子说：“我们当今有很多做法是与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世上没有不沉的船，我们至少要洁身自好地不去拆船。”
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作为开国上将的5级干部，起初月工资是400多元，后来中央统一给老干部减薪以缩小贫富差别，父亲的工资一直是342元，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5个月的工资。由于我们家有六个孩子和一个养女，加上父母都有一些老家的亲戚关系需要接济，所以也并不宽裕。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序化的公私分明。既然他能把儿子送到公安部，他也不会让子女沾他的光。我们小时候没有用过他的车，也不允许使用他的电话。我妹妹陈小琴回忆，她的学校离家有十几华里，来回走路很劳累，有次生病发烧，她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
1963年，我随父亲到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他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感兴趣，因为是看着长影的电影成长的，我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儿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我们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我要和他们探讨怎样生产工程兵更适用的车。”60年代我们参加国庆晚会，在观礼台上拣到一个礼花降落伞带回家玩儿，父亲严厉地说：“公家财产一分钱也不能占，他让我们马上交到工程兵军务处，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了，他说，陈司令要求你们过于严格了，这东西给我们也是扔掉啊。
我曾经趁父亲不注意，把1955年他的上将军衔的肩章放到我的抽屉里，因为将来很有纪念意义，父亲发现后很不客气地说：“你留这个干什么？炫耀自己是上将的儿子？”他也让我送到了工程兵军务处。现在，这个珍贵的肩章很可能已经丢失了。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日本军官一个18K金的怀表，上级为了便于父亲打仗指挥，批准给了父亲。文革中样板戏《红灯记》风靡全国，妹妹陈小琴看见男主角李玉和总是揣着一块怀表，有着英雄情结的妹妹希望父亲把怀表给她，父亲依然是老一套，声称是战争期间组织让他使用的搪塞了妹妹。直到1979年妹妹考上大学，父亲才把这块怀表送给妹妹，并且附上“好好学习，振兴中华”的勉励语言。前几年这块怀表停了，妹妹为了让它工作，花了一千多元修好，我说你干了件傻事，这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父亲的怀表了。
父亲尽管有很多关系，却从来没有为我们动用过，直到他死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80年代后期，军队曾经给高级干部摸底，摸一摸子女经商的情况，父亲坦然地说：“我除去两个儿子还没有工作，其它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力可用，有权力也不会给他们用。”母亲解放后在工程兵政治处当干事，在父亲手下她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晋升。直到今天，1938年参加革命的母亲还仅仅是团级，有的老同志对母亲说：“这现象在全中国都很难找，都是陈司令把你的级别压得太低了。”
我的二哥多年前因所在部队的错误处理，把军籍丢了，按政策应恢复军籍，父亲完全可以做到，他却不闻不问。父亲去世，我们把讣告送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同志手中，张副主席眼泪夺眶而出，他说：“我送走了华东野战军的最后一位首长，将来谁来送我啊？”在父亲去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张震在父亲的遗体前伤心地说：“老首长，您就这么走了。”我们事后还埋怨父亲，又不是要官，只是落实一下政策，让哥哥恢复应有的职业，为什么就不能向老战友提一提呢？
